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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母亲

创作《金枝》的构想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在一次采风的路途中，我和一个朋友聊到我的家庭。在我母亲之前，父亲曾经奉父母之命娶过一个小脚女人。那时他也就是十几岁的年纪，婚姻维系了极为短暂的时间。他后来投身革命，便与那个女人解除了婚约。十多年后父亲相识我的母亲，对于父亲前面的婚史母亲并不知情。几年后父亲前妻的女儿却找上门来，而那个已经和父亲分开的前妻坚持离婚不离家，在父亲的老宅独守了一辈子。我母亲承受了几十年被仇恨的日子，既不抱怨也从不反抗。我父亲和他的那个前妻相继去世后，两个女人所生的子女之间的矛盾仍然暗流涌动。朋友听了我的讲述，说这个故事太好啦，你一定要把它写下来。这个想法一直拖了好几年。疫情期间我创作的《黄河故事》在《人民文学》发表后，引起了广泛关注。《收获》的责编吴越老师一直腻着我再写一个黄河故事。我想起这档子事儿，便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写完了这部长篇，最初的构想只是个中篇，后来提起笔来便一发不可收。感谢吴越老师，也感谢我自己，我是个可塑性较强的写作者，常常在编辑老师的逼迫下完成作品。原稿书名叫《阶级》，一个家庭的两个阶级，城市和乡村的两种阶级。生命来自母体形成的天然阶级，时间转换所产生的新的阶级。后来编辑老师们否定了这个题目，经历了一场“文革”，阶级已经被异化成一个十足泛政治化的词语，估计通不过。金枝玉叶是每一个女孩子的梦想，我的生命的前半时坎坷不平，就把期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孩子们被金枝玉叶地捧着，娇嫩的生命却恰恰最容易被损伤。金枝是我的期许，也是我心底挥之不去的恐惧。

“写”已经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种日常习惯。无论生活中出现多么过不去的烦恼，我都能通过书写开解，进入写作状态，所有的烦恼都会烟消云散。写作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是一次次超越自己的过程。我始终觉得，让自己满意的作品永远是下一部。张爱玲说：“成名要趁早。”我的写作拼的不是青春，而是生活在我心中斑斑驳驳的积累。我有信心，生命有多长，书写就会有多长。

《金枝》是一部有关父亲的作品，父亲却只是一个引子、一个家庭的权力符号。但也仅仅是一个符号，是一个躲闪的影子。今年（即2021年）写了不计其数的创作谈，而大部分都是关于父亲的。我对父亲的言说，几乎成了一种病，是那种被焦虑加持的强迫症。而那个被我说道的父亲，却离我越来越远。的确如此，我觉得与其说父爱如山，倒还不如说父亲如山。不管他表达出来的是爱、沉默、冷漠或者怨怼，都因为父权的赋权而被格外放大，有时沉重，有时庄重。当然，也可能有更为复杂的意涵。真是个剪不断理还乱的话题。

我也越来越密集地涉足有关父亲话题的创作，尤其是父亲去世之后，我觉得梳理我们的关系成为一种写作使命。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和我生活的时代重叠了很多年，而重叠的那部分，是构成中国历史厚度和难度的一个重要阶段，有突如其来的天灾，也有绵延不绝的人祸，更有欲言又止的难言之隐。所以讲述父亲于我而言有了一种向历史致敬的意味。

我曾经在有关的创作中谈到，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也不仅仅是我，仅就我的有限接触而言，恰如其分地处理父子关系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因为其一，这个问题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是不可忽略的。记得好像是王蒙老师说过，一个人如果没有母亲，最多没有褂子穿；而如果没有父亲，则是没人穿的褂子。其二，父子关系的疏密好坏甚至可以决定一个人一生的走向。这个问题如果往深处想是非常令人纠结，也是非常令人沮丧的。就问题的本质而言，父亲既是真实的存在，又是极具象征性的一个符号。人类社会是一个男权社会，无论在公共领域还是家庭这个私密领域，父亲都代表着权威。但父亲的权威因为过于程式化，实际上反而被虚置了，就像那些名义上的国王。说起来父亲是权力的化身，或者是权力本身。但在一个家庭的实际生活中，真正组织和管理家庭的基本上都是母亲。一方面，父亲无处不在；另一方面，父亲永远都是缺失的。

青少年时期，我们对父亲的反叛仿佛是成长的标志。这也许是我与父亲内在紧张关系的根源。过去我始终以为，在我们家只有我和父亲的关系不好。后来我与两个哥哥谈起这个话题，他们也深有同感，甚至比我更甚。而我们与父亲关系的可言说性，对于母亲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当你说起父亲的时候，可以置身事外，把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来讨论，他就是“他”。而母亲则不行，母亲是形而下的，是与你不可分割的整体，是“我们”。所以，对于一个成长中的孩子而言，父亲是用来被打倒的，甚至可以说，我们对社会的抗争其实就是对父权的抵抗。这往往使我们与父亲的相互融入困难重重。当我们为人父母之后，用一个父辈的心态去打量父亲，却发现我们愈是想更清楚地看清他，他反而变得愈加模糊。我觉得更多的因素是，如果想看清楚父亲，必须先看清楚那个时代。如果那个时代语焉不详，我们在此情况下获得的那个“父亲”，更是一个概念化的存在。当然与父亲的对立也不唯独出现在东方，在西方也是如此。在希腊神话中，即使是神也不能免俗，父子关系一直是个死结。弑父情结，即俄狄浦斯情结，也是人类的悲剧根源之一。

如果说我过去的作品比较侧重于从父亲的角度看问题的话——比如说《天台上的父亲》——那么这篇《金枝》，更多的是从家庭伦理方面，或者说是从家族历史方面讨论他。他从青年时期开始，自婚姻到事业都发生了“革命”，这样的人生在他那一代人中极具代表性。如果从乡村的、功利主义的角度看，像他那一代许多革命者一样，他是一个成功的旧社会的脱逃者。但脱离开功利导向去审视他，作为一个职业革命者，虽然他一生谨慎，但是因为家庭关系的影响，他几乎没有逃脱任何一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可以想见他在政治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所承受的心理折磨。他所勉力维护的，比如他身后的两个家庭，后来都成为他巨大的精神包袱。于是他选择了躲避，把更多的家庭责任和矛盾抛给了妻子，甚至还包括“我”在内的孩子们。然而他在其中的转圜，如果卡在政治的轮盘上，很难用对错来评价。但是父亲的躲闪，客观上直接将“我”毫无遮挡地暴露在“枪口”下，其中的恩恩怨怨，真是一言难尽。“我”心灵深处也未必不是以维护家庭、拒绝闯入者的方式，强调自己的存在和力量。而对拴妮子和穗子强烈的恨意，不幸成为“我”成长的主要养分。如果说，拴妮子心中的恶之花是由穗子浇灌，她们母女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站在同一阵营的话，那么“我”睚眦必报的隐秘仇恨，则是来自父亲对我的“刻意”忽略，只不过是几十年来我孤军奋战而已。即使后来所谓的理解、放下和宽容，也难免不会有终于雪耻的痛快。这就使原本高尚的情感，变得面目可疑。

父亲身后历史的纵深，即使我再怎么努力呈现，也只是冰山之一角。从“我”的曾祖父到女儿及侄女辈，涉及的时间跨度长达百余年。这一百余年恰与新中国的发展历程大致平行。时代风云瞬息万变，曾祖父周同尧、祖父周秉正和父亲周启明，都因各种缘由离开了家乡与原配妻子。除却祖父下落未明，曾祖父与父亲皆是无可訾议的忠诚的革命者，一生的命运与政治相关联，也被政治所左右。但我无意作历史的宏大叙述，对于父辈们的选择与坚持也只做冷眼旁观。然而，毕竟我身处其中，枝枝蔓蔓的梳理总是让我难以独善其身。虽然我足以冷静到以既在故事之外，又在故事之中的视角观察个人与家族命运，但在爱与恨、生与死的两个维度之间，很难有客观的取舍。可以聊以自慰的是，至少我对人性的观察和人生的反省，还是以最大的诚意和善意做出了努力。

家族矛盾在“我”这一代持续酝酿，最后达到高潮。以“我”的视角看来，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伤害，经由岁月的蒸馏和记忆的过滤，在心中反复酝酿，早已以一种平稳沉静的方式改变了它们原本的面目。这恰恰才是我最纠结的心理矛盾之所在，很难以简单的“悲剧”二字来定义。而真正的原谅、诚恳的和解，在作品中却迟迟未到。也许“我”只是想以公开寻求某种公正，而不是真正的原谅和救赎。毕竟认真说来，爱与恨是情感的两个极端，一切贪嗔痴慢疑皆在其中，游离转化变幻万千，一时的亲情冲动就握手言和，难免显得草率。生与死则是生命的两个极端，人生短暂，云烟过眼，时间最是残酷也最是公平。不管愿不愿意，最终只能放下——其实仔细想来，这也是我写作的一大障碍：对苦难津津乐道，而对快乐却一笔带过。“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音易好”，诚哉斯言！

抛却家庭和个人的情感，我觉得唯一不应该遗忘的是个人在时代中的沉浮，那种走投无路的悲怆和艰难，才最值得一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