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卫国在床上躺了整整三天。
这三天里,他像一块海绵,贪婪地吸收着关于这个时代、这个村庄、这个身份的一切信息。送饭的村民,探病的邻居,路过的孩童——每个人都是他的信息来源。
他逐渐摸清了规律:每天早上七点左右,生产队上工的钟声会敲响。钟是半截铁轨,挂在村口老樟树下,声音能传遍整个山坳。
送饭是轮值的。按墙上那张被烟熏黄的值日表,今天该是李婶家。昨天是春梅嫂,前天是王老六家。表上的字歪歪扭扭,但日期和名字对应得很清楚——这是老支书的手笔,为了让“傻根”不至于饿死,也为了公平分摊这份责任。
陈卫国把那值日表看了很多遍。上面有十八户人家的名字。青山坳生产队总共四十二户,一百八十七口人。十八户轮值,意味着大约每三天轮一次。这是乡村朴素的社会契约。
他的记忆碎片也在整理中渐渐清晰。原主的智力障碍主要表现在抽象思维和复杂指令理解上,但基本生活能力、对村里人和路的熟悉程度,都还正常。他能叫出每个人的名字,知道哪家有几个孩子,哪块地是谁家负责,山上哪里能挖到野薯。
这很好。陈卫国想。这给了他一个稳定的基础,不至于因为“失忆”而彻底暴露。
第四天清晨,伤口已经不再剧烈疼痛,只有隐隐的胀麻感。陈卫国决定下床活动。
他先从墙角找到一面破镜子——半块水银剥落的玻璃,嵌在粗糙的木框里。对着镜子,他仔细查看头上的伤。
伤口在左额角,斜向延伸进发际线。缝合粗糙,针脚疏密不均,用的是普通棉线。但创面干净,没有明显感染迹象,边缘开始有粉红色的新肉芽组织生长。陈老爹的草药虽然简陋,但应该含有抗菌消炎的成分。
他轻轻按压周围组织,没有明显波动感——说明没有形成脓肿。体温正常,没有全身感染症状。
“常规清创缝合,草药外敷预防感染。”陈卫国用前世的医学知识做了判断,“在没有抗生素的情况下,这已经是最佳处理。”
他放下镜子,开始检查这间屋子。
十平米左右,土墙,茅草顶(部分已经腐烂),夯土地面。家具只有一床一柜一桌。床是木板搭的,四条腿中有一条已经开裂,用麻绳捆扎固定。柜子是两个木箱叠起来,上面盖了块破布。桌子三条腿,第四条垫着砖。
墙角堆着农具:一把锄头,刃口磨损严重;两个竹筐,一个破了底;还有一根磨得光滑的木棍,应该是原主巡山时用的。
陈卫国打开柜子。里面只有几件衣物:两件打满补丁的蓝色粗布上衣,一条黑色裤子,裤腿短了一截;一顶旧军帽,帽徽已经掉了;一双草鞋,鞋底几乎磨穿。
没有书籍,没有纸笔,没有任何文字资料。
这符合“守村人”的身份——一个被集体供养的残障者,能活着,有衣蔽体,有屋栖身,已是全部。
但陈卫国不是真正的“傻根”。
他走到窗边,透过破洞往外看。天色已经大亮,大约早上六点半。村民们陆续出门,扛着农具走向村口。男人们穿着类似的蓝色或灰色衣服,女人们大多扎着头巾。孩子们追打着跑过,笑声清脆。
青山坳的地形在脑中形成立体图:村子位于山坳底部,三面环山,一条小河从北面山涧流出,穿过村子,向南流去。农田主要集中在河两岸的平地和缓坡上。山坡上是林地,主要是松树和杉木。后山据说有野猪和獐子,偶尔还有狼。
生产模式:集体所有制,按工分分配口粮。主要作物是水稻、小麦、玉米和红薯。副业很少,只有几户养了猪和鸡。没有通电,晚上点煤油灯或松明。
这就是1976年中国南方一个普通山村的基本面貌。

陈卫国的目光落在桌上那个粗瓷碗上。三天来,他吃的都是稀粥、红薯、偶尔有一点咸菜。没有油水,没有蛋白质。营养严重不足。
胃部传来熟悉的空虚感。他走到门口,推开门。
清晨的空气清冽,带着露水和青草的气息。几只麻雀在屋檐下跳来跳去。对面的土屋门口,一个老太太正在生火,炊烟袅袅升起。
“傻根能出门啦?”老太太抬头看见他,咧开没牙的嘴笑,“头还疼不?”
“不疼了。”陈卫国用原主那种简单、缓慢的语气回答。
“那就好,那就好。”老太太继续扇着灶膛里的火,“今儿个轮李婶家给你送饭吧?她家昨晚做豆腐,说不定能给你舀碗豆花。”
豆腐。陈卫国心头一动。在这个蛋白质极度匮乏的环境里,豆制品是重要的营养来源。
“嗯。”他应了一声,退回屋里。
他需要做点什么。不能一直这样被动等待。
但第一步必须谨慎。任何超出“傻根”能力范围的言行都可能引起怀疑。在这个年代,在一个封闭的山村里,“异常”可能会被贴上各种标签——中邪了,被什么东西附身了,甚至……特务伪装。
陈卫国在屋里踱步。夯土地面坑洼不平,他的步伐却很稳。年轻的身体,虽然瘦弱,但充满了未经雕琢的力量。
他停在墙角那堆农具前,拿起那把锄头。
锄柄是用硬木做的,已经被手汗浸润出深色包浆。刃口磨损得厉害,至少有五年没换过新铁了。他试了试手感,大约三斤重,重心靠前,适合刨地,但长时间使用会很费力。
“如果改良一下……”前世的工程学知识自动在脑中运转,“加长手柄,调整角度,可以省力百分之三十以上。刃口材料换成……”
他摇摇头,放下锄头。现在想这些太早。
目光又落在那些破竹筐上。编织粗糙,缝隙很大,装细小的东西会漏掉。工艺原始。
一切都很原始。
陈卫国坐回床边,闭上眼睛,开始系统梳理自己现在能做的事情。
医学知识:能用。但必须伪装成“土方”或“偶然发现”。比如伤口护理,可以用山里的草药;简单的疾病预防,可以通过改变生活习惯潜移默化地影响村民。
农业知识:能用。育种、土壤改良、灌溉技术、病虫害防治——这些都可以在不引起太大注意的情况下逐步引入。比如建议轮作,建议堆肥,建议选种时挑颗粒饱满的。
基础工程知识:谨慎使用。改良工具需要材料和工具,会引起注意。但小修小补可以,比如帮人修个凳子、补个筐。
自然科学知识:大部分暂时用不上。但气象观测、地质判断这类实用知识,可以在关键时刻用上。
最重要的是——历史知识。
他知道1976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七月,唐山大地震。九月,毛泽东逝世。十月,“四人帮”被粉碎。然后是持续两年的过渡期,直到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正式拉开序幕。
这些大事件会如何影响这个偏远的山村?他该如何应对?
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绪。
“卫国,吃饭了。”是李婶的声音。
陈卫国打开门。李婶端着个木托盘,上面是一碗粥,两个红薯,还有一小碗白白嫩嫩的东西——果然是豆花,上面撒了几粒葱花,滴了两滴香油。
“快趁热吃。”李婶把托盘放在桌上,看了看他的头,“伤口结痂了?陈老爹的药还挺管用。”
“嗯。”陈卫国坐下来,拿起筷子。筷子是竹制的,一头已经开裂。
李婶没有马上走,而是在床边坐下,看着他吃。这似乎是村民们的习惯——送饭时顺便坐一会儿,说几句话,算是尽到“照看”的责任。
“今儿个队里要插秧,河那边那十五亩水田。”李婶说,“你好好养着,别往田边去,泥滑,再摔了可了不得。”
陈卫国点点头,舀了一勺豆花送进嘴里。豆香浓郁,虽然调味简单,但在连吃三天稀粥后,这简直是珍馐美味。
“李婶,豆腐……怎么做?”他故意用那种好奇又有点呆滞的语气问。
李婶笑了:“怎么,你想学?也是,你要是不傻,也该娶媳妇了,学点手艺好过日子。”
她简单讲了讲流程:泡豆子,磨浆,煮浆,点卤,压成型。“关键在点卤,卤水多了豆腐老,少了不成型。咱们村就我家和你王婶家会做,卤水是老辈传下来的。”
陈卫国认真听着。大豆,优质植物蛋白来源。豆腐制作,简单的食品加工技术。如果能推广,对改善全村营养状况有帮助。
但这话不能说。至少现在不能说。
他吃完最后一口红薯,把碗筷整齐放回托盘。
“饱了。”他说。
李婶站起来收拾:“晌午我给你送点稠的,晚上可能就剩稀粥了,将就点。”
“嗯。”
李婶走到门口,又回头:“对了,老支书让我问你,下个月初一祠堂祭祖,你能不能去打扫?往年都是你去的。”
祠堂。陈卫国在记忆碎片里搜索。青山坳陈氏祠堂,在村子最东头,一座老旧的青砖建筑,平时锁着,只在祭祖和重要节日开放。守村人的职责之一就是看护祠堂。
“能。”他说。
“那就好。你头好了就去祠堂拿钥匙,老规矩,打扫干净,别让老鼠做窝。”李婶端着托盘走了。
陈卫国关上门,背靠在门板上,长长吐出一口气。
与人打交道,尤其是扮演一个智力有缺陷的人,比想象中更耗费精力。每一句话都要斟酌,每一个反应都要延迟,不能表现出太快的理解速度,不能使用复杂词汇。
但他必须坚持。至少在获得足够信任和立足之地前,必须坚持。
他走到窗边,透过破洞看出去。村民们已经陆续下田,村道上安静下来。几只鸡在土里刨食,一条黄狗懒洋洋地趴在屋檐下。
青山坳的一天开始了。
而陈卫国,这个拥有二十一世纪顶尖头脑的守村人,也开始了他在这个时代的第一天。
他重新拿起墙角那根木棍。棍子大约一米二长,手腕粗细,一端磨得光滑,应该是原主常年拄着的。棍身有几处新鲜的砍痕,可能是摔倒时留下的。
陈卫国拄着棍,再次推开门。
这次,他决定在村里走一走。不是以林启明的身份,也不是完全模仿傻根,而是以陈卫国的身份——一个刚刚伤愈、出来透气的守村人。
阳光很好。五月的南方山村,气温适宜,不冷不热。他沿着村道慢慢走,棍子点在土路上,发出笃笃的声响。
路过第一户人家时,院门开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蹲在地上玩石子。看见他,女孩抬起头,脆生生地喊:“傻根哥!”
陈卫国停下脚步。记忆告诉他,这是春梅嫂的小女儿,叫小英。
“嗯。”他点点头。
“你头还疼吗?”小英站起来,跑到门口,仰头看着他头上的布条。
“不疼。”
“我娘说,你要是疼,就去陈老爹那儿再要点药。”小英认真地说,“陈老爹的药苦,但管用。”
孩子的眼睛干净清澈,没有任何怜悯或轻视,只是单纯的关心。
陈卫国的心里,某个坚硬的地方微微松动。
“不苦。”他说,然后继续往前走。
村道是土路,昨晚下过雨,还有些泥泞。他小心地避开水洼,观察着两旁的人家。土坯房,瓦房,少数几间是青砖的——那是老支书家和祠堂。几乎每户门前都有个小院,种着菜,养着鸡。屋檐下挂着成串的辣椒、玉米、大蒜。
生活气息扑面而来。简陋,但真实。
他走到村口的老樟树下。铁轨钟挂在最低的枝杈上,旁边系着根绳子。树下有石凳,磨得光滑,应该是村民们闲暇时聚坐的地方。
从这里可以看见大片的农田。远处的梯田上,村民们正在插秧,弯腰,起身,动作整齐划一。更远的山坡上,有人在砍柴。
一片宁静的农耕图景。
但陈卫国的目光锐利起来。他看见了问题。
灌溉。靠近河边的田,水是充足的。但山坡上的梯田,明显缺水。他看见有村民从山涧挑水,一担一担往田里倒,效率极低。
土壤。从作物的长势看,明显营养不良。这个年代化肥稀缺,农家肥也不足,土地已经有些板结。
工具。所有人用的都是和他屋里那把一样的旧式农具。
种子。稻秧看起来矮小,分蘖不足,应该是多年自留种退化的结果。
问题太多了。而他有解决方案。
但现在,他只能看着。
陈卫国在石凳上坐下。樟树的树冠遮出一片阴凉,风吹过,树叶沙沙响。
他闭上眼睛,开始思考更实际的问题。
第一,如何改善自己的生存状况?继续吃百家饭不是长久之计。他需要有自己的收入来源,哪怕微小。
第二,如何在不暴露的前提下,开始影响这个村子?从最小的事情做起。
第三,如何获取更多信息?关于外界,关于政策,关于技术传播的可能渠道。
脚步声由远及近。
陈卫国睁开眼,看见一个五十多岁、穿着褪色中山装的男人走过来。记忆立刻给出信息:陈福生,青山坳生产队队长,老支书的侄子。
“傻根能走动了?”陈福生在他旁边坐下,掏出旱烟袋,开始卷烟。
“嗯。”
“那就好。”陈福生划着火柴,点燃烟,深深吸了一口,“下个月祭祖的事,李婶跟你说了吧?”
“说了。”
“祠堂的钥匙在我这儿,你头好了来拿。”陈福生吐出一口烟,“打扫仔细点,今年可能有县里的人来。”
县里?陈卫国心头一动。
“为啥?”他问,保持呆滞语气。
陈福生看了他一眼,似乎觉得跟一个傻子说这些也没关系:“县里要搞‘农业学大寨’评比,咱们公社报了咱们村,说祠堂保存得好,是‘革命传统教育点’。到时候县里可能会来人检查。”
信息。重要的信息。
“哪天?”陈卫国问。
“初八左右吧,祭祖是初一,打扫干净了等着。”陈福生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你好好养着,别的事不用操心。”
他走了,留下淡淡的烟味。
陈卫国坐在石凳上,手指轻轻敲着木棍。
县里来人。检查祠堂。农业学大寨评比。
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微小的、但确实存在的机会,让他有可能接触到村外的人,听到村外的消息。
虽然“傻子”的身份让他很难直接参与,但至少,他可以在现场。
而且,祠堂……作为守村人,他有正当理由待在那里。
陈卫国站起来,拄着棍,慢慢往回走。
路过春梅嫂家时,小英还在玩石子。看见他,小女孩跑过来:“傻根哥,给你这个。”
她手心里是一颗红色的野果,像小樱桃。
陈卫国接过,放进嘴里。酸甜,有很多籽。
“甜吗?”小英眼巴巴地问。
“甜。”
小英开心地笑了,跑回院子。
陈卫国继续走,嘴里残留着野果的酸味。
回到土屋,他关上门,坐在床边。
摊开手掌,掌心里还有几颗小英塞给他的石子。圆润,光滑,是河滩上常见的鹅卵石。
他把石子放在桌上,排成一排。
第一颗:适应身份,获取信任。
第二颗:改善生存,建立基础。
第三颗:接触外界,获取信息。
第四颗:寻找契机,施加影响。
路要一步一步走。
陈卫国躺下来,双手枕在脑后,看着屋顶的茅草。
1976年5月22日。重生第四天。
他还活着。他有计划。他有时间。
窗外传来生产队下工的钟声,悠长而沉缓。
新的一天,即将结束。
而属于陈卫国的时代,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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