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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子重新归位的那一刻，保国突然不哭了。他把算盘抱在怀里，抱得很紧很紧。

那天晚上，保国在废料场坐了一夜。天快亮时，他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把算盘重新揣进怀里。回宿舍的路上，他看见食堂外墙又贴了新的大字报，墨迹还没干，在晨光里黑得发亮。

三 珠暖（1972-1983）

一九七二年国庆节，保国结婚了。

女方叫李秀英，和他在同一个车间。介绍人是姑姑：“秀英这姑娘实在，能过日子。家里成分也好，工人家庭。”

第一次见面是在厂里的阅览室——那是当时年轻人约会常去的地方。秀英穿一件碎花衬衫，两条粗辫子垂在胸前，辫梢系着红头绳。她话不多，大部分时间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保国更不知道说什么，就把随身带的算盘拿出来，低头拨弄。

“你还会这个？”秀英突然问。

保国点点头：“我爹教的。”

“能教我吗？”秀英的眼睛亮亮的。

保国就叫她。从最基础的开始，一上一，一下五去四。秀英学得很认真，手指却不听使唤，总是拨错珠子。错了就脸红，然后更用力地拨，好像跟算盘较上劲了。

保国看着她涨红的脸，突然笑了。这是他从老家出来后，第一次真心实意地笑。

婚礼很简单，厂里给了间八平米的宿舍当新房。房子旧，墙皮掉了一块，秀英就用旧报纸糊上。她从娘家带来一床新棉被，大红的被面，绣着鸳鸯。保国买了一张毛主席像贴在墙上，算是装饰。

新婚那晚，等闹洞房的人都走了，秀英从包袱里拿出一张红纸，又翻出剪刀。“转过身去。”她对保国说。

保国不明所以，还是转过去了。听见身后“咔嚓咔嚓”的剪纸声，过了几分钟，秀英说：“好了，转过来吧。”

保国转回来，看见算盘上贴了一个红纸剪的“囍”字。字剪得很工整，边缘还有点毛糙，能看出是新手剪的。

“以后咱们家的账，”秀英笑着说，“都归你算。”

保国真的开始算账。他买了个牛皮纸本子，封面上工工整整写了“家用账”三个字。每个月三十六块八毛的工资，领回来第一件事就是记账：粮票三十斤，布票一丈五，油票半斤......然后是开支：买盐一毛二，买醋八分，买煤油两毛......

算盘珠子响起来，声音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清脆中带着涩，现在是清脆中透着暖。秀英常在旁边做针线，纳鞋底或者补衣服，针线穿过布料的“嗤嗤”声，和算盘的“咔嗒”声混在一起，成了这个小家里最常有的声响。

一九七五年冬天，儿子出生了。生的时候难产，秀英在产房里叫了一夜，保国在门外蹲了一夜。天亮时，护士出来说：“生了，是个儿子。大人也没事。”

保国腿一软，差点坐在地上。他跑到厂里小卖部，想买点红糖给秀英补身体，可红糖要票，他这个月的糖票早就用完了。他攥着两毛钱，在小卖部门口站了很久，最后买了一包水果糖——不要票。

秀英看着那包花花绿绿的水果糖，笑了，笑着笑着哭了。“傻子，”她说，“买这个干什么。”

儿子取名陈实，取“实实在在”的意思。实儿三岁那年，保国给他做了把小木枪，孩子却对算盘更感兴趣。他总爬到保国膝上，小手乱拨珠子，拨得哗啦哗啦响。

保国握着他的小手教：“一上一，一下五去四。”

实儿学不会，就咯咯地笑，口水滴在算盘上。秀英一边纳鞋底一边说：“以后让实儿当会计，坐办公室，不受累。”

保国没说话，只是把儿子搂得更紧些。窗外的阳光照进来，照在算盘上，那些檀木珠子泛着温润的光，像是把光都吸进去，存起来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算盘上的珠子越来越亮，保国账本上的数字也越来越密。一九七九年，厂里调工资，保国调了一级，每月能多拿六块钱。那天晚上，他破例去食堂打了份红烧肉——平常舍不得吃的。秀英把肉夹给他，他又夹回去：“你吃，你喂奶，需要营养。”

最后那几块肉，你夹给我，我夹给你，谁也没舍得吃，全给了实儿。孩子吃得满嘴油光，秀英看着，突然说：“保国，咱们换个地方住吧。实儿大了，这屋太小。”

保国没吭声。晚上，等妻儿都睡了，他拿出算盘，在灯下算。算房租，算搬家费，算添置家具的钱。算来算去，钱不够。

但他还是开始存钱。每个月发工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五块钱，用油纸包好，塞在床底下的砖缝里。他谁也没告诉，连秀英也没说。

一九八一年夏天，机会来了。厂里有一批旧宿舍要处理，价格很便宜，但要一次性付清。保国知道消息时已经晚了，房子基本都分完了。他去找后勤科长老赵，老赵是他老乡，平时关系不错。

老赵很为难：“保国，不是我不帮你，是真没了。最后一套，上午刚被三车间的老王订了。”

保国从怀里掏出算盘，放在老赵桌上：“赵科长，您看这样行不行。我听说老王想要辆自行车，但自行车票难弄。我这儿有张票，是去年评先进得的，一直没舍得用。您跟老王说说，房子让给我，自行车票给他，另外我再补他五十块钱。”

老赵盯着算盘看了很久：“保国，你这算盘，打得精啊。”

房子最后还是拿到了。虽然还是筒子楼，但有两间房，十六平米。搬家那天，保国最后一个离开旧宿舍。他站在空荡荡的屋里，看见墙角还有实儿用粉笔画的小人，看见窗台上秀英养的那盆仙人掌已经开过花了，留下干枯的花梗。

他从怀里掏出算盘，轻轻拨了一下。珠子响了一声，在空屋里回荡。

新家的第一晚，保国又拿出牛皮账本，翻开新的一页。秀英凑过来看，看见第一行写着：“一九八一年八月十五日，迁新居。欠老赵人情一个，欠老王自行车票一张，欠儿子一个独立房间——明年还。”

秀英“噗嗤”笑了，笑着笑着，眼眶湿了。

四 珠沉（1984-1994）

一九八四年，纺织厂的日子不好过了。先是听说南方开了很多私营厂，机器新，工资高，不少老师傅都往南边跑。接着厂里的订单越来越少，车间从三班倒变成两班倒，最后变成一班。

保国三十八岁那年秋天，车间主任把他叫到办公室。主任姓周，和保国同年进厂，平时关系不错。但那天周主任的脸色很难看，递给保国一支烟，自己也点上一支，抽了好几口才说话。

“保国，厂里......要裁人了。”

保国的手一颤，烟灰掉在裤子上。他没去拍，只是问：“多少人？”

“第一批，三十个。”周主任不敢看他的眼睛，“你......你在名单上。”

保国沉默了很久。那支烟在他手里慢慢燃尽，烫到手指了，他才反应过来，把烟蒂按在烟灰缸里。按得很用力，像是要把什么按进去。

“我知道了。”他说，站起来往外走。

“保国！”周主任叫住他，“厂里说了，一次性补六个月工资......”

保国摆摆手，没回头。他直接回了家，没去车间。秀英上中班还没回来，实儿在学校。家里静悄悄的，只有窗台上的闹钟在走，嘀嗒，嘀嗒。

保国在门槛上蹲下来——这个姿势让他想起爹。他抽了三支烟，抽得很慢，一支接一支。抽完了，他起身，拍拍身上的灰，对刚进门的秀英说：“我去找活。”

他去了菜市场。市场口有个修鞋的老头，旁边刚好有块空地。保国找了块木板，用粉笔写上：代写书信、记账、写对联。然后把算盘摆出来，坐在小板凳上等。

第一天，没人来。第二天，来了个老太太，要他给儿子写信。儿子在东北当兵，老太太口述，保国写。写完了，老太太给了两毛钱。

第三天，来了个戴眼镜的中年人，蹲在摊前看了很久算盘。“老师傅，这算盘有些年头了吧？”

保国点点头。

“打得如何？”

保国没说话，手指放在算盘上。他打的是《九归歌》，这是算盘里最难的曲子，讲的是九位除法。手指翻飞，珠子噼啪作响，快得看不清动作。打完了，算盘上一排数字，整整齐齐。

中年人拍手：“好！来我店里当会计吧！新开的供销社，正缺您这样的人才。”

供销社在城南，店面不大，但生意不错。保国负责记账和盘点，每天和数字打交道。他还是用那把老算盘，新来的年轻会计用的是电子计算器，有时会笑他：“陈师傅，现在都用这个了，谁还用算盘啊。”

保国只是笑笑，继续打他的算盘。算盘的声音和计算器的“嘀嘀”声混在一起，有种奇怪的和谐。

这份工作保国干了十年。这十年里，他给实儿交了学费——孩子考上了重点高中；给家里添了电视机——十四寸的黑白电视，能收两个台；给秀英买了呢子大衣——她念叨了很多年，一直舍不得。

秀英穿上新大衣那天，在镜子前转了好几圈。“好看吗？”她问，脸有点红。

保国点头，想说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他转身去拿算盘，却被秀英从后面抱住了。她的脸贴在他背上，声音闷闷的：“保国，这些年，苦了你了。”

保国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粗糙，有很多茧子，是常年做工留下的。他的手也是，两个人都是一双操劳的手。

“不苦。”他说，“账上都是盈余，怎么会苦。”

一九九四年，实儿高考。那几天徐州特别热，热得柏油马路都软了。保国请了假，每天送实儿去考场，然后就在校门口等。他不敢走远，怕孩子出来找不到他。太阳晒得他头晕，他就蹲在树荫下，一遍遍地打算盘，从一加到一千，再减回来。

最后一门考完，实儿从考场出来，脸被晒得通红。保国什么也没问，只递过去一瓶汽水——平时舍不得买的奢侈东西。

“考得咋样？”

实儿灌了半瓶汽水，才说：“还行。”

放榜那天，保国早早收了摊，去菜市场买了半斤猪肉——也是平时舍不得的。秀英炒了三个菜：辣椒炒肉、西红柿鸡蛋、炒土豆丝。饭菜上桌了，一家人围着桌子，谁也不动筷子。

“几点了？”秀英问第五遍的时候，实儿冲了进来。他跑得太急，在门槛上绊了一下，差点摔倒。

“考上了！”他脸涨得通红，声音都在抖，“南京大学！经济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