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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与地点：前122-前116年，长安宫禁

主要事件：为郎中；扈从武帝巡狩；初识帝国仪轨

慧眼与拷问：“盛典之下，为何看到秦始皇的影子？”

千年回响：宫廷史官的双重凝视传统

1. 归途：两筐竹简的重量

前122年，汉武帝元狩元年，秋。

当司马迁背着两筐竹简、一罐垓下红土、几片锈蚀箭镞走进清明门时，长安正在经历一场不为人知的变革。这变革不在街市，不在宫墙，而在空气里——一种紧绷的、像弓弦拉到极限前的微颤，混合着初秋的凉意，钻进每个行人的衣领。

守城的卫卒检查他的符节时，多看了他两眼。这张脸晒成了江边渔夫的古铜色，颧骨突出，眼角有了细纹，不再是四年前那个白净书生。更重要的是眼睛：不再有天禄阁里那种专注而单纯的目光，而是某种更深的、像江水一样难以测度的东西。卫卒的鼻子皱了皱——这人身上有南方特有的气味：竹叶的清气、江水的腥气、还有长途跋涉后汗液与尘土混合的复杂气息。

“进去吧。”卫卒挥挥手，符节上“太史令司马谈”的印文还清晰，“最近查得严，晚上别乱走。”

司马迁点头，背起竹筐。竹筐很沉，不是竹简本身的重量——竹简能有多重？是记忆的重量。每一卷简里，都抄录着楚地的歌谣、吴越的传说、老卒的回忆、巫祝的祷词。还有那罐红土，来自垓下古战场，混着骨屑的；那几片箭镞，是从彭城废墟里挖出来的，绿锈斑驳，像凝固的血。

他走向太史府。街道似乎变窄了，又似乎是他看惯了南方开阔天地后的错觉。行人脚步很快，说话声音压得很低，眼神警惕地扫过陌生人。市场依然喧闹，但商贩的叫卖声中少了往日的慵懒，多了急切的催促。一队巡逻卫兵铠甲铿锵地走过，领头的军官朝他这个背着竹筐的怪人多看了一眼。

太史府的大门虚掩着，门楣上“太史”的木牌被雨水冲刷得有些发白，边角处漆皮微微卷起，显露出时光的痕迹。司马迁在门前顿了顿——离家时是春寒料峭的清晨，归来已是四年后的深秋。他抬手，指节尚未触及门板，里面便传来熟悉的、略带拖沓的脚步声。

门吱呀一声开了，露出王伯那张皱纹更深了些的脸。老仆眯着眼辨认了片刻，昏花的眼睛里骤然迸出光来：“公子？！真是公子回来了！”声音里带着难以置信的惊喜，颤巍巍地就要行礼。

司马迁抢前一步扶住他：“王伯，是我。父亲可在府中？”

“在在，在书房呢。”王伯忙不迭地引他进门，絮叨起来，“大人前日从甘泉宫伴驾回来，这两日都在整理带回的文书。老奴这就去通禀……”

“不必，”司马迁摇头，“我自去书房见父亲。”

他穿过庭院。院子显然被精心打理过：青石甬道扫得干净，几株菊花开得正盛，黄白相间，在秋阳下舒展着。只是墙角那丛父亲最爱的湘妃竹，似乎比四年前茂密了许多，竹叶婆娑，在地上投下斑驳晃动的影。那棵老槐树依然挺立，枝叶却更见苍劲，树下石桌上还摊着半卷未收起的竹简，一副读到一半暂且搁置的模样。

一切都熟悉，又都透着几分时光流转带来的、微妙的陌生。空气中弥漫着晒干竹简特有的清气，混合着院中草木和泥土的味道——这是太史府独有的气息，是他离家四年来，在梦里反复嗅到却再也抓不住的气息。

书房的门半开着。司马迁放下肩上沉重的竹筐——里面装着他四年来沿途搜集的文献、记录风物的木牍，以及几卷自己整理的手稿。他站在门外，能听见里面偶尔传来的、竹简轻轻磕碰的声响，以及父亲偶尔的咳嗽声。

他深吸一口气，抬手叩门。

“进来。”父亲司马谈的声音从里面传来，略有些沙哑，但沉稳如旧。

司马迁推门而入。

书房比他记忆中更“满”了。四壁书架密密地排着竹简，许多是新添的，编绳的颜色尚新。父亲惯坐的那张宽大石案上，左右堆着两摞半人高的简册，中间摊开着一卷，墨迹犹新。父亲就坐在案后，穿着一件半旧的深青色深衣，外罩夹袄，正持笔在一枚木牍上标注着什么。听到脚步声，他抬起头。

时光在父亲脸上刻下了更深的沟壑，鬓角霜色愈重，但那双眼睛——那双总是微眯着、仿佛永远在审视历史迷雾的眼睛——依然清亮锐利。他看到司马迁，持笔的手顿了顿，笔尖一滴墨落在木牍上，晕开一小团黑迹。

父子俩对视了片刻。书房里静极了，只有窗外偶尔传来的鸟鸣，和铜漏平稳的滴水声。

“回来了。”司马谈先开口，声音平淡，听不出太多情绪。他放下笔，目光扫过司马迁风尘仆仆的衣衫和脚边沉甸甸的竹筐。

“是，父亲。”司马迁躬身行礼，“儿今日方抵长安。”

“嗯。”司马谈站起身，绕过书案。他的步伐似乎比四年前缓了些，但脊背依然挺直。“筐里是何物？”

“是儿游历江淮、会稽、沅湘等地，沿途所见风土、古迹、旧闻之记录，另有一些访得的残简逸文抄本。”司马迁说着，打开竹筐，取出几卷包裹仔细的简册，双手奉上。

司马谈接过，却没有立刻展开，只是用指腹摩挲着简册边缘，目光落在儿子脸上，细细端详。那目光里有审视，有考量，或许还有一丝极难察觉的、属于父亲的慰藉。

“黑了，也瘦了。”半晌，司马谈才道，语气依旧平淡，“但眼神比离家时沉静了些。坐吧。”

他率先在案旁的蒲团上坐下，指了指对面。司马迁依言落座。王伯此时悄声进来，奉上两盏热汤，又无声退下。

司马谈这才展开手中一卷简册。那是司马迁记录的会稽禹穴所见：洞穴的走向、钟乳的形貌、当地耆老关于大禹传说口述的异闻。他看得很慢，偶尔用手指点着某个字句，若有所思。

“禹穴东北隅有暗流，水声幽咽，乡人谓之‘禹泣’……”司马谈低声念出一句，抬眼看向儿子，“此说古书未载，你如何看？”

“儿亲入其穴，暗流确有，水声确如低泣。”司马迁答道，“然是否为禹泣，不可考。或许因地脉空窍，水流激荡成声。儿将其记下，只述现象，未作断语。”

司马谈微微颔首，不置可否，继续往下看。书房里又安静下来，只有简册展开时细微的摩擦声。阳光从西窗斜射进来，光柱中尘埃浮动，缓缓落在摊开的简册上，落在父子二人半旧的衣袍上，落在那些沉默的、承载着千年记忆的竹木之上。

司马迁静静地坐着，看着父亲专注的侧影。离家四载，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有险阻，有孤寂，有收获时的狂喜，也有面对浩瀚历史遗存时的渺小与惶恐。但此刻，坐在这间弥漫着竹墨清气的书房里，坐在父亲身边，那些漂泊无依的感觉忽然沉淀下来。这里是他精神的源头，也是他未来漫长道路的起点。

父亲尚未问及他旅途的艰辛，也未急切评判他带回的成果。但司马迁知道，父亲在读，在用他毕生锤炼的史家眼光审阅。这种审阅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交流，比任何言语都更郑重。

窗外，暮色渐渐四合。远处传来长安城悠长的暮鼓声，一声，又一声，沉浑地漫过院墙，漫进书房。

司马谈终于看完手中这一卷，将其缓缓卷起，仔细系好。他没有立刻去取下一卷，而是抬眼，望向窗外渐暗的天色。

“你带回的，不仅是竹简。”他忽然开口，声音在寂静的暮色中显得格外清晰，“还有江淮的水汽，会稽的山岚，楚地的歌谣……以及，”他顿了顿，目光转回儿子脸上，“你自己的眼睛和心了。”

司马迁心中一凛，正襟危坐，知道真正的“考问”此刻方要开始。

“见过长江了？”司马谈问。

“见过。夏汛时在江陵，浊浪排空，崩崖拍岸，其势足以吞没郢都旧城；冬日在广陵，江面浩渺，沙鸥翔集，别是一番开阔。”

“与黄河相比如何？”

司马迁沉吟片刻：“黄河如烈酒，激荡澎湃，裹挟泥沙，有开辟洪荒之力；长江如醇茶，深沉浩荡，润泽万物，具涵养文明之象。一北一南，一刚一柔，皆是华夏血脉。”

司马谈眼中似有微光一闪，继续问：“在楚地，可听《楚辞》遗韵？”

“听过一些山野之间的歌谣，音调屈折，情致哀婉，确有屈子遗风。然辞句俚俗，不复《离骚》《九歌》之雅驯。当地老人言，雅乐沉于庙堂，野调存于民间。”司马迁说到这里，稍作犹豫，还是说了下去，“儿曾于汨罗江畔，听渔父唱《招魂》残句，声泪俱下。其情其景，非亲历不能知。”

司马谈静静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轻叩着膝盖。良久，他才道：“屈子沉江，已过百年。而民间哀思不绝，此非一人之悲剧，乃楚人世代记忆之痛。史笔写人，需知其生，亦需知其死；需知其事，亦需知其情。你此番游历，看来不虚。”

这已是极高的评价。司马迁心中微热，垂首道：“儿愚钝，所见不过皮毛。山河广大，史迹浩繁，愈走愈觉所知甚少。”

“知道‘所知甚少’，便是进益。”司马谈的语气缓和了些，“史家最忌轻断，尤忌以己度古。你带回的这些，”他指了指竹筐，“有些可能与旧籍抵牾，有些可能过于离奇。不必急于求同，亦不必惧怕存异。先整理，比勘，存疑。史如大川，泥沙俱下，需以岁月淘洗，方见真金。”

“儿谨记。”

暮色更深，王伯悄然进来，点燃了石案上的铜灯。温暖的灯光驱散了角落的昏暗，将父子二人的身影投在身后的书架上，与那些林立的竹简影子重叠在一起，不分彼此。

“你离家四年，长安亦有变化。”司马谈换了话题，语气复归平淡，却隐隐透出凝重，“朝廷多事。北击匈奴，虽胜而国力虚耗；南平两越，置郡县而远人未服。陛下……求仙之心愈切，封禅之议又起。”

司马迁屏息听着。这些他在归途中亦有风闻，但由父亲口中说出，分量自是不同。

“你既归来，当知时局。太史令署事务繁杂，明日起，你且随我入署，熟悉典章，协助整理近年图籍文书。”司马谈看着他，目光深邃，“游历开阔眼界，固然重要，然著史终需沉潜案头，与故纸为伴。你可能静下心来？”

司马迁迎上父亲的目光，坦然道：“儿离家时，心怀四方；归来时，志在简牍。江河山川已在胸中，此刻正是沉潜之时。”

司马谈凝视他片刻，缓缓点了点头。“好。”他站起身，走向书架，从高层取下一只扁平的木匣，回到案前打开。里面是一卷用素锦包裹的简册，看起来年代颇久，编绳已呈深褐色。

“这是你祖父当年整理的《诸侯世系》残稿，多有讹误阙漏。我断续补订，仍未竟全功。”司马谈将木匣推向司马迁，“你既归来，又有游历所得，或可参照新得材料，续作考订。此为基石，不可轻忽。”

司马迁双手接过木匣，感到手中沉甸甸的，不仅是简册的重量，更是一种无声的托付。祖父，父亲，再到他，司马氏三代与这些古老文字、遥远世系之间的羁绊，此刻具体地传递到了他的手中。

“儿必尽心竭力。”

司马谈不再多言，挥手道：“一路劳顿，早些歇息吧。书房侧室已为你收拾出来，往后你便在那里读写。需要什么典籍，自去架上取用。”

“谢父亲。”

司马迁捧着木匣，退出书房。走到门口，他忍不住回望。父亲已重新坐回灯下，执笔展卷，侧影凝定如山，仿佛从未移动过。灯光将他花白的头发和专注的神情勾勒成一幅静谧的剪影，与身后巍巍的书架、浩瀚的简册融为一体。

窗外，天幕彻底黑了。王伯在门外小心地说：“大人，公子，饭好了。”

司马谈站起来，走到门口，对儿子说：“明天有诏书来。陛下知道你回来了，要你补郎中，秩三百石。我替你应了。”

司马迁没动：“父亲觉得我应该去？”

“你应该看看。”司马谈的声音里有种复杂的疲惫，“看看朝廷是怎么运转的，看看陛下是怎么做皇帝的，看看那些写进史书的事，在发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看了，你才知道，你这两筐竹简的分量。”

他走了，脚步声消失在走廊尽头。

2.雁礼

元狩元年（前122年）秋，长安，太史府。

九月的长安已有凉意，太史府庭院中的槐树叶缘泛起微黄。自南游归来已近半年，司马迁的生活被父亲司马谈有条不紊地纳入轨道：白日随父亲入太史令署整理典籍，晚间则在书房侧室考订《诸侯世系》，偶尔与来访的壶遂、董仲舒后学等谈论经史。日子平静如石渠阁前缓缓流淌的御沟水。

直到这个清晨。

司马迁照例寅时三刻起身，洗漱后至父亲书房问安，却见父亲已端坐案前，案上除寻常简牍外，还放着一只精巧的彩绘漆盒。王伯侍立一旁，脸上带着罕见的、紧绷着的笑意。

“坐。”司马谈示意儿子在对面坐下，目光在他脸上停留片刻，方缓缓开口，“你今年二十有三了。”

司马迁心中一凛，隐约明白了什么。果然，父亲继续道：“男大当婚。你既已游学归来，史职渐熟，该成家了。”

书房里静了一瞬，唯有铜漏滴水声清晰可闻。司马迁垂首：“但凭父亲做主。”

司马谈点点头，打开漆盒。里面并非竹简，而是一卷素帛。他将帛书展开，推到儿子面前：“女方姓柳，名嫄，年十八。其父柳振，原为云中郡军司马，现调任北军射声校尉麾下司马。柳家世居扶风，虽非高门，却是清白勤勉的军吏之家。”

司马迁目光落在帛书上，那是柳氏的家世简述与八字。字迹工整，显是认真誊写。他注意到“柳振”这个名字——似乎听父亲提过，是位擅骑射、通文墨的军官，曾随卫青出征匈奴，立有战功。

“柳司马与为父有旧。”司马谈语气平淡，却透出一丝罕见的温和，“其人性情刚直，不阿权贵。去岁他随卫大将军还朝叙功，曾来府中拜访，言谈间提及家中有一女，性情淑静，通晓《诗》《礼》。为父当时便留了心。”

卫大将军，自然是卫青。司马迁心中明了，这桩婚事背后，有那位如今权倾朝野、却依旧低调沉稳的大将军的影子。父亲虽为太史令，与武将往来不多，但与卫青却有几分惺惺相惜的敬重——或许因卫青虽出身骑奴，却为人谦和，战功赫赫而不骄奢，与朝中那些攀附权贵者迥异。

“卫大将军知此事后，愿为媒证。”司马谈从漆盒中又取出一件物事，是一枚青玉环，“此乃大将军所赠信物。他眼下在云中巡边，不及亲至，已修书致意。”

司马迁双手接过玉环。玉质温润，雕刻简约，仅环身阴刻云纹，是军中将领常佩的款式，却自有一股沉稳气度。他想起数年前在未央宫外远远望见过卫青车驾，那位大将军端坐车中，侧影如山，与传闻中“和柔自媚”的评价相去甚远。能得此人做媒，可见父亲与柳家，皆非泛泛之交。

“柳家之意如何？”司马迁问。

“已遣人问过名、纳过吉，八字相合。”司马谈取出一枚卜筮用的龟甲，甲上有新灼的裂纹，“三日前请太卜令占卜，得‘归妹’之卦，爻辞曰：‘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虽非上吉，却是稳妥之兆。”

司马迁知晓《周易》，“归妹”卦主婚嫁，爻辞意为：帝乙嫁妹，其君（指新娘）的衣饰不如陪嫁妹妹的华美，却更显德行之贵。这卦象倒也契合——柳家非显赫门第，婚事不会铺张，但求女子贤德。

“儿无异议。”他郑重行礼。

司马谈脸上露出一丝极淡的笑意，旋即敛去，恢复平素的肃然：“既如此，三日后行纳征之礼。婚事从简，依士礼即可。柳家也是此意。”

“从简”二字，让司马迁心中一松。他见过长安豪族婚嫁，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周全不说，每一礼都极尽铺张，雁、羊、酒、黍、稷、束帛，车马喧阗，宾客盈门。司马家虽为史官世家，然家无余财，父亲又素来不喜张扬，简朴操办正合他意。

三日后，纳征礼在太史府正堂举行。

所谓纳征，即男家向女家送聘礼，婚事乃定。依礼，士人聘礼应有玄纁束帛（黑红色帛五匹）、俪皮（成对的鹿皮），及雁、酒、黍稷等。司马谈斟酌再三，备下玄纁束帛三匹（较五匹之数稍减）、俪皮一对、雁一只、酒二斛、黍稷各一篚。礼数周全，却不逾制。

柳家来的是一位中年管家并两位仆从，皆衣着整洁，举止有度。管家呈上柳氏亲绣的香囊一双作为回礼，并转达柳司马之言：“寒门小户，不敢当厚礼。唯愿儿女和睦，承续家声。”

言辞谦逊得体，司马迁对那位未曾谋面的岳父，又添一分好感。

纳征礼成，婚期定在十月朔日（初一）。此后半月，太史府悄然多了几分忙碌气息。王伯领着两个新雇的仆役清扫庭院，修补窗纸；父亲从少府友人处借来几套礼器——铜尊、漆案、彩绘豆等，擦拭干净后陈列于正堂；母亲杨氏（司马迁之母）则从箱底取出保存多年的锦缎，亲自裁剪，要为新人制一套婚服。

司马迁自己倒成了最闲的人。他依旧每日去太史令署整理旧档，归来后埋首简牍。只是偶尔在傍晚放下刀笔时，会望着西窗外的暮色出神。要成家了。一个陌生的女子将进入他的生活，成为他的妻子，将来或许是他孩子的母亲。他想象她的模样——父亲说她“性情淑静”，卫青信中称其“知书达理”，但这些词太过笼统。她读《诗》时，最爱“风”还是“雅”？习《礼》时，可曾疑惑那些繁琐仪节的意义？她可知道，要嫁的这个人，心中除了家室之念，还装着一部尚未动笔的、浩瀚如海的史书？

九月底，卫青的信到了。

信使是一位风尘仆仆的军吏，持卫青令牌直入太史府。信装在一只牛皮囊中，囊外烙着卫字火印。司马谈当堂拆阅，阅罢，沉默良久，将信递给司马迁。

帛书上的字迹刚劲有力，却非武人常见的潦草，而是端正的隶书：

“子长（司马谈字）先生足下：边务倥偬，未克亲贺，歉甚。闻令郎婚期在迩，柳司马忠勤之士，其女贤淑，与令郎堪称良配。谨奉玉环为信，聊表贺忱。昔先生尝言：‘史笔如刀，裁断千秋；姻缘如线，绵延百世。’今二美并具，可喜可贺。青驻马云中，北望长安，遥祝鸾凤和鸣，白首同心。边塞风急，简率不恭。卫青顿首。”

信很短，却让司马迁心中震动。他见过太多朝臣间的往来书信，多是客套虚文。卫青此信，却无浮词，字里行间有真诚的祝贺，有对柳司马为人的肯定，甚至引用了父亲昔日言论。更重要的是，信末“边塞风急”四字，透露出这位大将军虽身处千里之外的云中郡，却依然心系北疆防务，无暇他顾。在这样的时候，他仍记得一桩故交之子的婚事，遣专人送信，这份心意，远比那些堆满庭院的贺礼更重。

“大将军有心了。”司马谈收起帛书，对信使温言道，“请回禀大将军，司马谈父子铭感于心。边塞苦寒，请大将军保重。”

信使行军礼而退。司马迁望着他挺拔的背影，忽然想起在会稽时听老人讲述的吴楚旧事，想起在沅湘之间见到的戍卒冢碑。卫青、霍去病这些将领在未央宫里接受封赏时，有多少像柳振这样的中下级军官，在塞外风沙中老去，在边关月色下思乡？而他们的妻女，又在长安的坊巷里，度过多少悬心吊胆的日夜？

婚事，于史家是“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的礼制；于这些军人家庭，或许更多了一层乱世中相互依偎的暖意。

十月朔日，婚期至。

依礼，黄昏迎亲。午后，太史府已简单布置起来：正堂挂起红帛（非皇室贵戚不得用纯朱，故用暗红色），门楣贴“囍”字剪纸，院中设青庐（以青布幔为屋，行交拜礼用）。宾客不多，仅壶遂、董仲舒门下几位学者，以及两位父亲在少府的旧僚。柳家那边，因柳振军务在身未能亲至，由一位族叔代表送亲。

司马迁身着玄端礼服——黑色丝衣，袖口衣缘镶以绀色（深青带红），头戴缁布冠。这套礼服是父亲当年成婚时所制，保存尚好，只是穿在司马迁身上略显宽大。母亲杨氏亲手为他整理衣襟时，眼眶微红，低声道：“我儿成人了。”

申时三刻，迎亲车马出发。依士礼，新郎亲迎。司马迁乘轩车（一种曲辕有篷的车），前有执烛导引者二人，后有从者捧雁、酒等物。车出太史府所在的尚冠里，穿过寂静的坊巷，向柳家所在的藁街而去。深秋黄昏，长安街巷行人稀少，唯见炊烟袅袅，偶有小儿追逐嬉闹声传来，为这肃穆的仪式添了几分人间烟火气。

柳家宅院不大，门扉紧闭。司马迁下车，依礼唱道：“某（司马迁名）谨奉父命，以兹嘉礼，恭迎伉俪。”

门内传来柳氏族叔的声音：“敢请反命。”意为请新郎回报父亲之命已传达。

如此三请三让，门方开启。司马迁入院，见正堂中已设香案，柳嫄由两位妇人扶出，身穿纁色（浅红色）礼服，头戴假髻、步摇，面上覆着纚（一种轻纱）。司马迁看不清她的容貌，只觉她身姿端正，行礼时衣袖摆动如流水，显是严格习过礼仪。

奠雁（献雁，象征夫妇和顺，忠于信守）、醮礼（新郎向新娘敬酒）、辞父母诸礼行毕，司马迁引新娘登车。车非华丽的辎軿，而是普通的轩车加帷幔，符合士人身份。归途天色已暗，执烛者在前引路，火光在青石板上跳跃，拉出长长的影子。

回到太史府，青庐中已备好同牢席（新婚夫妇共食一牲的礼仪）。二人入席，行合卺礼——将匏瓜剖为两半为杯，斟酒，各执一半饮下。匏瓜味苦，酒亦苦，象征夫妇合体同甘共苦。司马迁执杯时，指尖不经意触到柳嫄的手，冰凉，微微颤抖。他忽然意识到，这女子与他一样，正经历人生重大的转折，心中亦有忐忑。

礼成，宾客入席饮宴。宴席简单：炙肉、羹汤、蒸饼、时蔬，酒是寻常的黍酒。壶遂举杯祝辞，引《诗经》“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董门学者则论《礼记》“婚礼者，合二姓之好”。言谈皆合礼度，无喧哗嬉闹。父亲司马谈始终端坐主位，话不多，只在新人敬酒时颔首饮尽，眼中似有欣慰之色。

亥时初，宾客散去。王伯领着仆役收拾庭院，灯火渐次熄灭。司马迁与柳嫄被引入布置一新的东厢房。房中燃着一对臂粗的红烛，映得四壁温暖；榻上铺着新制的蒲席与锦衾，衾面绣着简单的卷草纹——那是母亲杨氏连日赶工的手艺。

仆妇退去，房门掩上。一时间，室内只余烛花偶尔爆裂的细响。

司马迁望向他的新娘。她已除去纚纱与步摇，坐在榻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烛光下，她侧脸线条柔和，鼻梁挺直，睫毛在脸颊上投下浅浅的阴影。她不算绝色，但有一种沉静的、书卷般的气质，与父亲描述的“淑静”相符。

“夫人。”他轻声开口，依礼称之。

柳嫄抬起头。她的眼睛很亮，像含着一汪清水，此刻因紧张而微微睁大。她迅速看了他一眼，又垂下眼帘，低声道：“夫君。”

声音清柔，带着些许长安口音。

二人一时无话。秋夜的凉意透过窗纸渗入，红烛的光晕在墙壁上轻轻摇晃。远处传来隐约的更鼓声，是宵禁的开始，也是他们共同生活的开始。

“听闻夫人通晓《诗》《礼》。”司马迁寻了个话头，“不知最爱哪一篇？”

柳嫄似乎没料到他会问这个，怔了怔，方细声道：“《诗》中……最爱《邶风·击鼓》‘死生契阔，与子成说’之句；《礼》则觉《内则篇》过于繁琐，不及《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气象开阔。”

司马迁心中一动。《击鼓》是戍卒思家之诗，她身为军吏之女，或有感触；而对《内则》中繁琐妇礼的微词，显见并非一味顺从古礼的女子。这让他对她生出一丝好奇。

“夫人不觉得《内则》所言，乃女子本分？”他试探道。

柳嫄抬起眼，这次目光坚定了一些：“《内则》固为礼制，然礼之本在诚敬，不在形式。若内心无敬，纵步步合仪，亦非真礼。妾愚见，让夫君见笑了。”

“夫人所言极是。”司马迁由衷道。他忽然觉得，这桩由父亲与卫青促成的婚事，或许并非只是“合二姓之好”的礼制安排。眼前这个女子，有她自己的思考。

窗外秋风掠过庭树，枝叶沙沙作响。一支红烛燃到尽头，火焰跳了跳，熄灭，留下一缕青烟。另一支烛光随之暗了暗，又顽强地亮起，将二人的影子投在墙上，靠得很近。

“夜已深，夫人早些安歇。”司马迁起身，将屏风移至榻前，自行在外间榻上铺开被褥——依礼，新婚首月不同寝，需分榻而眠。

柳嫄看着他的举动，似乎松了口气，又似有些无措。她低声道：“夫君也请安歇。”

司马迁吹灭最后一支烛火。月光从窗纸透入，室内一片朦胧的蓝灰色。他躺下，听着屏风后细微的窸窣声，那是柳嫄解衣就寝的声响。陌生，却奇异地让他感到安宁。

这便是他的婚姻了。没有轰轰烈烈，没有海誓山盟，只在秋夜长安的一间陋室里，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牵起红线，将两个原本陌生的人系在一起。未来会如何？他不知道。但他想，或许可以像父亲与母亲那样，在漫长的岁月里，逐渐懂得彼此，扶持彼此。

他忽然想起白日里卫青信中的话：“姻缘如线，绵延百世。”线是柔软的，也是坚韧的。它可能被岁月磨蚀，被风波扯拽，但只要不断，就能将两个家族、两个生命绵延地系在一起，穿过战乱，穿过变迁，穿过史书上那些浓墨重彩或轻描淡写的时代。

窗外，秋虫最后的鸣叫断续传来。更鼓又响过一次。

司马迁闭上眼。明日，他还是要回到太史令署，整理那些似乎永远也整理不完的竹简；还是要坐在父亲身旁，学习如何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辨伪存真；还是要继续构思那部或许要耗尽一生去完成的史书。

但今夜，在这个寻常又不寻常的秋夜，他成婚了。有了一个妻子，将来或许会有儿女。他的生命，从此不再只属于那些死去的先贤与浩繁的典籍，也属于这个活生生的、会在他身边呼吸的女子，属于一个正在展开的、属于他自己的“家”。

屏风后传来均匀的呼吸声，柳嫄似乎睡着了。

司马迁在黑暗中，轻轻握了握袖中的那枚青玉环——卫青送来的贺礼。玉石温润，仿佛还带着边塞的风霜，也带着一位将军对故人子女最朴素的祝福。

他松开手，让睡意渐渐淹没自己。

长夜将尽，而属于司马迁的人生，在历史的长卷上，才刚刚写下属于“家”的这一笔淡墨。

3.官服：第二层皮肤

诏书是辰时到的。

不是宦官亲送，是个年轻的郎官，穿着和诏书即将授予司马迁一样的黑衣，深衣的下摆沾着晨露。他站在太史府门口，身姿挺拔得像棵新松，眼神里有种初入仕途的锐气，也有种被规矩驯服后的恭谨。

“司马公子？”郎官拱手，“在下张贺，郎中仆射。奉诏而来。”

司马迁已在院中等候。他接过那卷黄绢，展开。字是标准的隶书，工整得没有一丝脾气：“制曰：迁既归，宜补郎中。秩三百石，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诏即从。”下面盖着皇帝的玺印：螭虎钮，白玉质，印文“皇帝行玺”。

很简单，很直接，不容拒绝，也不容多问。

“官服在此。”张贺示意身后的随从捧上木盘。不是一套，是三套。深衣、冠、履、绶、印，全套。深衣是黑色的，丝绸质地，在晨光中泛着幽暗的光泽；冠是“介帻”，一种便帽，用细麻布制成，边缘绣着云纹；履是皮履，底加木，走起路来会有特定的声响；绶是青绶，丝质，织着复杂的回纹；印是铜印，龟钮，刻着“郎中司马”四个字。

最让司马迁注意的是深衣的缝制方式。不是简单的直线缝合，是“曲裾”——衣襟从身后绕到身前，在腰间用带子系住，形成螺旋状的褶皱。这是汉初流行的式样，据说来自楚地，行动时衣摆如流水，有飘逸之美。但穿着复杂，一个人无法完成。

“王伯。”司马迁说。

老仆上前，帮他更衣。先穿中衣，再穿深衣。丝绸冰凉，贴在皮肤上像另一层肌肤。王伯的手有些抖，绕襟时几次弄错方向。张贺在一旁看着，没有帮忙的意思，也没有催促，只是静静等着。

终于穿好。司马迁站在院中的铜镜前——这是父亲年轻时用的，一面打磨光亮的青铜镜，边缘刻着星图。镜子里的人很陌生：黑衣肃穆，冠戴端正，腰背笔直。但脸还是那张脸，晒黑的，有风霜痕迹的，眼睛深处藏着江水与烽烟的脸。黑衣和这张脸不协调，像把野马套上了缰绳，像把江水装进了玉瓶。

他动了动肩膀。深衣很紧，腋下、肘部、膝盖处都做了“裈”——一种衬垫，防止磨损，但也限制了活动。他试着做了一个拔剑的动作，衣摆绊住了腿。

“公子，”王伯小声提醒，“得习惯。官服……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要你挺直，要你端正，要你每一步都合乎礼仪，每一个动作都彰显威仪。它不是衣服，是铠甲，是囚服，是第二层皮肤——一层告诉你“你不再是普通人”的皮肤。

张贺这时才开口：“司马郎中，请随我来。今日需到郎中署登记，领符牌，熟悉规程。明日卯时，宫门外集合，扈从陛下赴甘泉宫避暑，为期一月。”

“甘泉宫？”

“云阳的离宫，距长安三百里。”张贺转身走向门外，“陛下每年夏秋之交去那里清暑理政。郎中需随行护卫。”

司马迁最后看了一眼铜镜。镜中人也在看他，眼神复杂。然后他转身，走出院子，走出太史府。王伯在身后喊了句什么，他没听清。

街道上，行人纷纷侧目。不是因为他本人，是因为这身黑衣。郎中虽是小官，但代表的是皇帝近侍，是权力的延伸。有人低头，有人让路，有人窃窃私语。司马迁感到他们的目光像针，扎在这身新皮肤上。

他走得很慢，很稳，深衣的下摆随着步伐有规律地摆动。四年前他离开时，是赤脚穿草鞋的游子；四年后他回来，是黑衣佩印的郎官。长安还是长安，但他已经不是他了。

或者说，他必须“变成”不是他的他。

郎中署在未央宫北阙西侧，是个不起眼的院落。进门，院子里已有几十个郎官，都是年轻人，穿着同样的黑衣，或站或坐，低声交谈。见他进来，交谈停了，所有目光投向他。

张贺走到院中一张木案前，铺开名册：“登记。”

司马迁上前。名册是木牍，用墨笔写着名字、籍贯、入仕时间。他签下自己的名字时，笔尖有些抖——不是紧张，是某种说不清的情绪。签完，他领到一个铜符牌，半个手掌大小，刻着编号：丙七十三。

“挂腰上。”张贺说，“丢了，杖二十。现在，去那边站着。”

司马迁走到指定位置——院子东侧，一排新人站成一列。张贺开始训话：

“你们是郎中，陛下的近侍。首要的不是才学，是‘仪’。行如风，站如松，坐如钟。眼神要正，声音要稳，手脚要干净。从今天起，每天辰时集合，练站姿，练步伐，练执戟，练应对……”

他示范：如何持戟站立——戟是礼仪用的“棨戟”，木制，漆朱，尖端包铜。要右手握柄，垂直地面，肘微曲，目光平视。如何行进——步子要匀，步幅要齐，深衣下摆不能乱。如何应答——声音不高不低，语速不疾不徐，用词要恭敬。

司马迁跟着做。持戟，站立，行进。动作不难，难的是“味道”。其他新人要么僵硬，要么散漫，只有他，因为四年的行走，身体已经有了自然的节奏，反而容易调整。张贺多看了他两眼。

练了一个时辰，太阳升高。深衣里的衬衣已被汗浸湿，贴在背上，又痒又黏。头盔压得头皮发麻。但姿势不能变，目光不能移。司马迁感到自己渐渐“石化”——不是身体的石化，是意识的石化。不再思考，不再感受，只是执行：站立，行进，转身。像一具被线牵着的木偶。

“停。”张贺终于说。

众人松了口气，有人晃了晃僵硬的脖子。张贺走到司马迁面前：“你练过武？”

“家父教过些剑术。”

“不止。”张贺盯着他的眼睛，“你走路的姿势，是长途跋涉练出来的。每一步，脚跟先着地，重心稳。这不是练武，是走路。走了多远？”

“四年。从关中到江淮，到楚地，到长江。”

张贺点点头，没再问。他转向众人：“解散。明日卯时三刻，北阙外集合。扈从陛下赴甘泉宫。各自准备。”

人群散去。司马迁还站在原地，握着那柄朱漆棨戟。戟很轻，是礼仪用的，杀不了人。但他想起腰间的环首刀——父亲给他的那柄真正的刀，此刻正贴着他的大腿，冰凉，沉重，真实。

“发什么呆？”一个声音在旁边响起。

司马迁转头，是个和他年纪相仿的郎官，脸圆，眼细，嘴角带笑，深衣穿得松松垮垮，完全不像刚训练过的样子。“我叫东方朔。齐鲁人。你叫司马迁是吧？太史令的公子，游学四年刚回来——我都听说了。”

东方朔。这个名字司马迁听过。父亲说过：有个叫东方朔的郎官，以诙谐善辩闻名，常在武帝面前说笑话，看似滑稽，实则句句有深意。

“幸会。”司马迁点点头。

“别这么严肃。”东方朔拍拍他的肩，动作自然得像多年老友，“郎中嘛，就是皇帝的跟班。他走我们走，他停我们停，他笑我们笑，他怒我们跪。简单得很。就是——”他压低声音，“有时候得装傻。太聪明了，活不长。”

司马迁看着他：“你装傻吗？”

“我？”东方朔笑了，眼睛眯成缝，“我看起来聪明吗？”

不等回答，他晃晃悠悠走了，深衣的下摆扫过地面，扬起细微的灰尘。走到院门口，回头：“对了，甘泉宫晚上冷，多带件衣服。还有，别碰那里的‘天浆’——铜锈水，喝了肚子疼。”

他走了。司马迁独自站在院中，阳光把他的影子投在地上，短短的一截。他低头看着手中的戟，朱红的漆在阳光下像凝固的血。他忽然想起垓下挖出的那片箭镞，也是这个颜色，只是那是锈，这是漆。

一个是从土里挖出来的历史。

一个是在手里握着的新鲜。

两者之间，隔着六十年的时间，也隔着某种更本质的东西：一个是死去的，一个是活着的；一个是沉默的，一个是要说话的。

而他，站在中间。

既握着死去的箭镞。

也握着活着的戟。

他收起戟，走向院外。该回家收拾行装了。明天，要去甘泉宫，要去见那个掌握天下生杀予夺的人，要去看看，这身官服到底要把他变成什么。

走到郎中署门口，他停下，回头看了一眼。院子空荡，只有张贺还在木案前整理名册，身影在阳光下像一尊沉默的雕塑。

司马迁忽然想起父亲今早出门前的话：“记住，在宫里，你的眼睛要亮，但嘴要紧。你的耳朵要灵，但心要静。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先记在心里，别急着说。”

他握紧了腰间的符牌。铜牌冰凉，但很快被他的体温焐热。

丙七十三。

这是他的新名字。

在这个庞大的、精密的、不容出错的机器里，他只是一个编号，一个零件，一个穿着黑衣、握着朱戟、随时准备为那个看不见的“陛下”去生去死的存在。

他深吸一口气，迈出大门。

街道上，阳光正好。深衣在行走中发出细微的摩擦声，像某种低语。

而他掌心的胎记，在官服的遮掩下，暗暗发烫。

4. 甘泉宫：冰与火之间

去甘泉宫的车队，在天亮前出发。

司马迁寅时起床，穿上官服，佩好符牌，赶到北阙时，那里已经灯火通明。不是几盏灯，是几百盏——铜灯架成排，牛油烛烧得噼啪作响，把整个广场照得白昼一般。郎中、侍卫、宦官、宫女，黑压压一片，却几乎无声，只有铠甲摩擦的细响和压抑的呼吸。

张贺在点名。点到“丙七十三”时，司马迁应“到”，声音在寂静中格外清晰。张贺看了他一眼，点点头：“站到乙队第三列。”

车队规模超出司马迁想象。最前面是“辟恶车”——装饰着虎头、蒙着熊皮的先驱车，用来驱邪。接着是武帝的“金银车”：车体包金镶玉，由四匹纯白马牵引，车窗垂着珍珠帘，车顶立着金凤。后面是皇后、妃嫔的车，再后面是百官的车，最后才是郎官和侍卫的马队。

司马迁分到一匹马。不是战马，是仪仗用的“果下马”，矮小温顺，披着绣花的马衣。他翻身上马——四年没骑马了，但身体还记得。握缰，夹腿，马缓步前行。

卯时正，钟鼓齐鸣。北阙大门缓缓打开，车队开始移动。先是辟恶车，然后是金银车，一辆接一辆，像一条巨蟒从宫城爬出，爬进还未完全苏醒的长安街道。

街道两侧，士兵列队戒严。更远处，百姓跪伏在地，低头，不敢仰视。只有孩子偷偷抬头，被大人按下。司马迁骑在马上，看着那些跪伏的脊背，忽然想起淮阳街头那些追逐嬉戏的孩子，想起他们扮演韩信和屠夫时的笑声。同样的帝国，同样的皇帝，但长安的百姓和淮阳的百姓，活在两个世界。

车队出横门，上渭桥。晨雾未散，渭水在雾中像一条灰白的带子。对岸，更庞大的队伍在等候：粮车、水车、行李车，还有乐工、舞伎、方士、太医……这支去“避暑”的队伍，实际是一支移动的小朝廷，人数超过五千。

东方朔骑马凑过来，小声说：“看见没？这才叫排场。秦始皇巡游，也不过如此。”

司马迁没接话。他看着前方武帝的金银车，珍珠帘在晨风中微动，隐约能看见里面的人影——坐得笔直，像一尊神像。

“你知道吗？”东方朔继续嘀咕，“去年陛下泰山封禅，队伍比这还大。光是运冰的车，就有一百辆。”

“运冰？”

“对啊。从太白山挖的冰，存在冰窖里，夏天取出来，放在车上的‘冰鉴’里——那种铜制的方箱子，夹层填棉，能保三天不化。到了甘泉宫，放在殿里降温。啧啧，咱们这位陛下，既要天人感应，又要人间享乐，两手抓，两手都硬。”

司马迁看着车队中那些特制的宽轮车，果然，有的车辙特别深，拉车的牛特别壮。冰。他想起长江边那个夜晚，江风清凉，不需要冰。但在这里，在权力的中心，连清凉都需要用权力来运输。

车队沿着“驰道”北上。路是秦修的，宽五十步，夯土路面被车轮碾出深深的辙印。两侧松柏如盖，阳光透过枝叶洒下，光影斑驳。马蹄声、车轮声、脚步声混成一种低沉而持续的轰鸣，像大地在呻吟。

中午在驿站休息。不是所有人都能休息——郎官要轮班守卫。司马迁被安排守卫粮车。他站在车旁，握戟直立，看着其他人吃饭：宦官吃细米，郎官吃粗米，士兵吃粟米团子，泾渭分明。

一个老宦官走过，看了他一眼：“新来的？”

“是。”

“面生。以前在哪？”

“游学。”

“游学？”老宦官笑了，露出稀疏的牙，“游学好。见过世面。不过在这里——”他指指自己的眼睛，“得多长只眼。不该看的别看，不该听的别听。记住了？”

说完，他晃晃悠悠走了。司马迁看着他佝偻的背影，忽然想起甘泉宫路上的那些松柏：长在驰道两侧，整整齐齐，被修剪得没有一根多余的枝条。

下午继续行进。太阳毒辣，深衣被汗浸透，贴在背上，又痒又黏。头盔压得头皮发麻。但姿势不能变，目光不能移。司马迁感到自己渐渐“石化”——不是身体的石化，是意识的石化。不再思考，不再感受，只是执行：站立，行进，守卫。像车上那些冰，被运往某个地方，但本身没有意志。

傍晚，到达甘泉宫。

首先看见的是山——不是秦岭那种巍峨，是浑圆的、青灰色的山峦，像巨兽匍匐。宫殿建在山腰，层层叠叠，飞檐翘角在夕照中泛着金光。最奇的是宫殿之间有许多高台，台上立着铜柱，柱顶有复杂的机械装置。

“那是‘相风铜乌’。”东方朔不知何时又凑过来，“测风向的。铜乌头随风转，指向来风方向。还有那些高台，是‘观星台’，陛下信方士，说甘泉宫接近天，在这里观星更灵。”

车队开始上山。路是“之”字形，坡度很陡，有些地方要人推车。金银车换了八匹马拉，依然吃力。司马迁看见，车轮上裹了“铁瓦”——用铁片包住轮缘，防止磨损。这是新技术，父亲笔记里提过：秦代多用木轮，汉初开始用铁瓦，更耐用，但成本高。

终于到达宫门。门是石砌的，雕着云龙纹，两侧立着铜铸的“金人”——高三丈，重千斤，据说是秦始皇收天下兵器熔铸的，汉初移到这里。金人面无表情，俯视着进入的每一个人。

司马迁下马，列队。张贺训话：“从今日起，分班值守。甲班守前殿，乙班守后宫，丙班随驾。司马郎中，你分到丙班，随侍陛下左右。记住，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但嘴要闭紧。”

随侍陛下左右。这意味着，他将第一次近距离看到那个掌握天下生杀予夺的人。

宫室内部比外面更令人震撼。地面铺着“花椒泥”——泥土混合花椒末，据说能保暖驱虫，走在上面有淡淡的辛辣香气。墙壁不是夯土，是“砖壁”，青砖磨光，缝隙用朱砂勾填，形成红色的网格。穹顶绘着星图，不是简单的点线，是立体的，用贝壳、玉石、金粉镶嵌，烛光一照，仿佛真的星空。

最奇的是温度。外面闷热，殿内却清凉如秋。司马迁注意到墙上有方形的孔洞，有凉风从孔中吹出。他后来才知道，这是“凉殿”——地下有管道，通到山泉，用风车将泉水的凉气抽上来，通过墙孔送入殿内。秦代就有这种技术，但汉初失传，武帝命工匠重新研制。

他被带到一处偏殿，那里已经聚集了十几个丙班郎官。大家都不说话，只是整理衣冠，检查佩剑。气氛凝重得像要上战场。

钟声响起。张贺低喝：“列队！”

众人迅速排成两列。司马迁站在末尾。脚步声从内殿传来，由远及近，沉稳，有力，每一步都像敲在心上。

然后，他看见了。

不是看见全身，是先看见影子——被烛光投在屏风上的影子，高大，挺拔，头戴通天冠。然后屏风移开，人走出来。

汉武帝，刘彻，今年二十九岁。

司马迁第一眼注意到的，不是脸，是“气”。一种无形的、但确实存在的压力，像热浪，扑面而来，让呼吸为之一窒。然后才是细节：身高八尺（约1.85米），肩宽背厚，穿着玄色常服，腰佩玉具剑。脸很年轻，但眼神老成——不是老年人的浑浊，是那种见过太多、决定太多、生杀太多后沉淀下来的冷光。嘴角有两道纹路，不深，但给人一种随时会下命令的感觉。

他没有看郎官们，径直走向主位。身后跟着两个宦官，一个捧剑，一个捧巾。坐下，宦官递上湿巾，他擦擦手，随手一扔，宦官准确接住。

“今日奏事。”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晰，像冰珠落在玉盘上。

于是开始。丞相、御史大夫、大将军……一个个出列，汇报，请示。北疆军情，南越贡赋，黄河水患，诸侯动态。武帝听得很专注，但很少说话，只是偶尔问一句，切中要害。有时打断：“此事朕已知，按前议办。”有时追问：“数字确切否？”有时直接下令：“斩。”

斩。一个字，轻描淡写，一条命，或者几百条命，就没了。

司马迁站在末尾，努力保持呼吸平稳。他想起淮水边的老渔夫，说起“忍”与“爬”；想起垓下的老兵，说起项羽的暴躁与刘邦的权谋。但那些都是故事，是过去。眼前这个，是现实，是现在，是一个字就能让千万人“忍”或“爬”的人。

议事持续了一个时辰。结束后，武帝起身，走向内殿。经过郎官队列时，脚步停了一下。

目光扫过。

司马迁感到那目光在自己身上停留了一瞬——很短，但足够让他脊背发凉。不是敌意，不是审视，是某种更中性的、像看一件工具的目光：看你是不是合格，是不是顺手，是不是该放在哪个位置。

然后目光移开，人走了。

殿内恢复安静。郎官们松了口气，有人擦汗，有人活动僵硬的脖子。张贺走过来，对司马迁点点头：“表现不错。没乱动，没乱看。”

司马迁想说，我看了，我什么都看了。但没说出口。他只是行礼：“谢仆射。”

走出偏殿，天色已暗。甘泉宫亮起灯火，从山腰到山顶，星星点点，像倒悬的星河。夜风很凉，带着松柏的清香。他走到一处栏杆边，俯瞰山下。车队还在陆续抵达，火把连成一条蜿蜒的光蛇。

东方朔溜达过来，递给他一个水囊：“喝点。井水，凉。”

司马迁接过，喝了一口。确实凉，凉得牙疼。

“第一次见陛下，什么感觉？”东方朔问。

司马迁想了想：“像……像站在火山口边。”

“火山口？”

“看着平静，但底下有岩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喷发。”

东方朔笑了，笑声在夜风中很轻：“比喻得好。不过我得告诉你——这火山口，咱们得天天站。站久了，就习惯了。甚至会觉得，那岩浆挺暖和。”

说完，他哼着小曲走了。调子是楚歌，但被他哼得轻快，没了悲凉。

司马迁独自站着，看着山下的光蛇。那五千人的队伍，那些冰，那些粮，那些兵器，那些活生生的人，都是为了山上这一人服务的。而这一人，坐在清凉的殿里，决定天下人的冷暖。

他忽然想起父亲的话：“史官不是皇帝的笔。”

但站在这里，穿着这身官服，拿着朝廷的俸禄，他真的能不是皇帝的笔吗？

夜风吹得更紧了。他拉紧深衣，却觉得冷是从骨头里透出来的。

那不是山风的冷。

是权力的冷。

是他刚刚窥见的、那个火山口深处的、足以冻结灵魂的冷。

5.上林苑：野兽的秩序

在甘泉宫半个月后，武帝突然下令：赴上林苑“校猎”。

不是简单的打猎，是“校”——检验军队，展示武力，也是某种仪式。消息传来，整个甘泉宫像被捅了的马蜂窝，瞬间忙碌起来。郎官们被要求检查弓弩、佩剑、马具；侍卫们擦拭铠甲；宦官们准备旌旗、鼓乐、仪仗；太医准备伤药；厨子准备干粮。

司马迁被分到“前驱队”，负责清理道路、驱赶野兽。张贺特别交代：“上林苑多猛兽，虎、熊、野猪，都有。你们的任务不是猎杀，是把野兽往围场赶。记住，保命第一，完成任务第二。”

出发前夜，东方朔溜进司马迁的房间，神秘兮兮地掏出一件东西：“给你，好东西。”

是一件“锁子甲”。不是铁片甲，是用细铁环连环相扣织成的软甲，轻便灵活，能防刀剑劈砍。司马迁摸了摸，铁环冰凉，做工精细。

“这……”

“我从少府仓库‘借’的。”东方朔挤挤眼，“你是文人，没练过武，穿这个安全。别推辞，活着回来，请我喝酒就行。”

司马迁接过。锁子甲很重，但比想象中轻。他试穿，铁环贴身，像第二层皮肤——冰冷的、坚硬的、不属于他的皮肤。

“谢谢。”他说。

东方朔摆摆手：“记住，明天跟紧我。我虽然看起来不靠谱，但命大。”

第二天拂晓，队伍出发。

规模比来甘泉宫时小，但更精悍。全是骑兵，一人双马，一匹骑乘，一匹驮装备。司马迁分到的马换了，不是果下马，是真正的战马——河西马，高七尺，通体枣红，性子烈。他费了些劲才驯服。

武帝骑一匹白马，名“飞云”，据说是大宛贡的“天马”后代，通体雪白，无一根杂毛。他今天穿的不是常服，是戎装：皮甲外罩锦袍，头戴武冠，腰佩“百炼钢”环首刀——这是最新的制式军刀，用炒钢法反复锻打而成，比传统的青铜剑更硬更韧。

队伍出甘泉宫，向东南行进。路上，司马迁看到许多新奇事物。

首先是“记里鼓车”。一辆特制的马车，车上有木人，车行一里，木人击鼓一次。这是用来计算行程的，据说是太史令张衡（张衡的祖先）设计的机械。车夫说，这车还能测方向，车上有“指南车”，无论怎么转，木人的手指始终指向南方。

其次是“弩”。不是普通的臂张弩，是“蹶张弩”——用脚踏住弩臂，双手拉弦，张力更强，射程更远。侍卫们带的弩，弩机是铜制的，有“望山”（瞄准器）和“牙”（扳机），结构复杂。司马迁想起父亲笔记里说：秦弩最精，汉弩改进，射程可达三百步。

中午，到达上林苑。

这不是自然森林，是人工修建的皇家猎场，方圆三百里，围墙高两丈，开三十六门。内有山丘、湖泊、草原、森林，放养着从全国乃至西域搜罗来的珍禽异兽。守苑的“苑丞”说，苑中有虎二百头，熊一百头，鹿五千头，其他不计其数。

队伍在“平乐观”扎营。这是苑中的一处高台，台上建楼阁，可俯瞰整个猎场。武帝登台，郎官、侍卫列队台下。鼓声三通，号角齐鸣。

校猎开始。

首先是“布围”。三千骑兵分成十队，从不同方向进入森林，敲鼓呐喊，把野兽往中央的“围场”驱赶。司马迁跟着东方朔所在的丙队，进入东侧森林。

一进森林，光线骤暗。参天巨木遮天蔽日，地上落叶厚积，马蹄踩上去悄无声息。空气里有腐叶的味道，也有野兽的腥臊。鸟被惊起，扑棱棱飞向天空。

“注意树上。”东方朔低声说，“可能有豹。”

果然，前方树上，一双绿眼睛在阴影中闪烁。是豹，体型不大，但矫健。它盯着队伍，喉咙里发出低吼。队长下令：“弓箭手，驱赶，别射杀。”

弓箭手上前，拉弓，射箭。箭故意射偏，钉在树干上。豹受惊，跳下树，窜向深处。

队伍继续推进。越往里，野兽越多。鹿群惊慌奔跑，野猪横冲直撞，狐狸、獾、獐子四处逃窜。司马迁看到一只母鹿带着小鹿，小鹿腿软，跑不快，母鹿不断回头，发出哀鸣。但队伍不能停，鼓声不能停。

突然，前方传来虎啸。

不是一只，是好几只。声震山林，树叶簌簌落下。马匹受惊，人立而起。司马迁紧拉缰绳，才没摔下。东方朔骂了句粗话：“妈的，捅了虎窝了！”

队长下令：“结阵！长矛在前，弓箭在后！”

队伍迅速结成圆阵，长矛手在外围，矛尖对外，弓箭手在内侧，张弓搭箭。司马迁被护在中间，他拔出环首刀——父亲留下的那柄，刀身泛着青冷的光。

虎出现了。三只，两大一小，可能是家族。它们站在二十丈外，盯着人类，龇牙低吼。最大的公虎体长近一丈，黄黑条纹在阴影中像流动的火焰。

对峙。

时间凝固。只有呼吸声，马的响鼻声，虎的喘息声。司马迁握刀的手出汗了。他想起长江边那个夜晚，面对浩瀚的江水，感到的是渺小。现在，面对这三只猛兽，感到的是另一种渺小——不是空间的，是力量的。人类在这里，不是主宰，是闯入者。

队长下令：“缓退。别转身。”

队伍开始缓慢后退，阵型不乱。虎没有追击，只是盯着。退到五十丈外，离开它们的领地范围，虎才转身，消失在森林深处。

所有人都松了口气。东方朔抹了把汗：“好险。要是真打起来，咱们这点人不够喂虎的。”

布围持续了两个时辰。各队把野兽赶到围场——一片方圆五里的草原，周围已经架起木栅，只留几个出口。放眼望去，鹿、羊、獐、狐，成千上万，在围场内惊慌奔跑，扬起漫天尘土。

午时，武帝登台观猎。

先是“射侯”。立起箭靶，武将们轮流射箭，展示箭术。卫青的侄子霍去病（当时十七岁）第一次参加，连中三靶红心，武帝大喜，当场赐金。

然后是“御兽”。驯兽师驱使熊、虎、豹表演跳圈、走索。有只虎不听话，驯兽师鞭打，虎怒，扑向驯兽师，被侍卫乱箭射死。武帝皱眉：“杀之可惜。拖下去。”

最后是真正的狩猎。武帝亲自下场，骑马入围场。他不射小兽，专找猛兽。很快，发现一只独行的公虎。武帝张弓，一箭射中虎肩。虎怒，扑来。武帝不慌，抽出环首刀。虎扑到马前，武帝侧身，刀光一闪，虎喉被割开，血喷如泉，倒地抽搐。

全场欢呼：“陛下神武！”

司马迁在远处看着。他看到的不只是武帝的勇武，还有那种绝对的、不容置疑的掌控。对野兽的掌控，对军队的掌控，对场面的掌控。这不是狩猎，是表演，是展示：看，我能驯服最野的兽，也能指挥最强的人。

狩猎持续到傍晚。收获颇丰：虎五头，熊三头，鹿三百，其他小兽无数。猎物堆成小山，血流成河，腥气冲天。

晚上，篝火晚宴。烤肉飘香，美酒斟满，乐工奏《秦风·无衣》，舞伎跳《七德舞》。武帝坐在主位，接受百官敬酒，笑声洪亮。

司马迁坐在角落，吃不下。他闻着烤肉香，却想起白天那只母鹿的哀鸣，想起虎死前的眼神，想起血流成河的围场。这不是狩猎，是屠杀。但在这里，屠杀被美化为“武”，被歌颂为“勇”。

东方朔端着酒过来，在他身边坐下：“怎么，不舒服？”

“有点。”

“正常。”东方朔喝了一口酒，“我第一次来也这样。看多了就习惯了。你看陛下——”他指指主位，“他需要这个。需要向百官，向天下，展示他能控制一切：控制人，控制兽，控制生死。”

“控制……就是杀吗？”

“有时候是。”东方朔放下酒杯，声音低下来，“有时候是更可怕的——让活着的人，心甘情愿被控制。”

晚风吹来，带着血腥和焦香。篝火噼啪，火星升空，混入满天星斗。司马迁抬头看天，想起父亲教的星图：紫微垣，帝星；太微垣，三公；天市垣，百姓。井然有序，各安其位。

就像这上林苑。野兽在苑中，按人的意志被驱赶、被猎杀。百官在朝中，按皇帝的意志被提拔、被贬谪。百姓在天下，按朝廷的意志被征税、被征役。

一切都是秩序。

但这是谁的秩序？

是天的秩序，还是人的秩序？

是自然的秩序，还是权力的秩序？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今天，他穿着锁子甲，拿着环首刀，参与了这场秩序的维护。

而他掌心的胎记，在篝火下红得发烫，像在抗议，又像在哭泣。

6.渭水祭：人与神的交易

从上林苑回来不久，甘泉宫的气氛突然变了。

不是紧张，是一种更微妙的、混合着期待与不安的躁动。宦官走路更轻了，郎官说话更小心了，连一向散漫的东方朔，也难得正经起来。司马迁问怎么了，东方朔只说了两个字：“祭天。”

果然，三天后诏令下达：三日后，渭水之滨，祭天祈雨。

今年关中大旱。从春到秋，雨水稀少，渭水水位下降，沿岸农田龟裂。民间已有怨言，说“天子失德，天不降雨”。武帝需要一场仪式，向天、也向天下人证明：不是朕失德，是时候未到；只要朕诚心祭祀，天必降雨。

祭祀的筹备比校猎更复杂。太常（掌礼仪的官员）牵头，太史令（虽空缺，但由副手代理）、太祝（掌祝祷）、太卜（掌占卜）、太乐（掌音乐）全部动员。司马迁因为出身太史令家族，被临时抽调到筹备组，协助核对星历、校准时辰。

他第一次接触到帝国祭祀的“内幕”。

首先是“牺牲”。不是随便杀几头牛，是有严格规定的：牛要纯色，角要完整，年龄在三到五岁之间。选了三百头，从全国各地征集，提前一月运到甘泉宫，单独饲养，每天用清水刷洗，喂精料，不能有任何伤病。

其次是“礼器”。青铜鼎、簋、尊、罍，全部要重新擦拭，检查有无破损。玉器——琮、璧、圭、璋——要对着日光验看，不能有瑕疵。最珍贵的是“金人”——不是甘泉宫门口那种大金人，是小型的、鎏金的、模仿黄帝时代十二金人的雕像，据说能通神。

然后是“音乐”。不是宴乐，是“雅乐”。演奏的乐器有钟、磬、鼓、瑟、箫、管，每件乐器都要调音，乐工要斋戒沐浴。演奏的乐曲是《云门》《大卷》《大韶》，据说是黄帝、尧、舜时代的古乐，已经失传大半，由儒生根据古籍“复原”。

最后是“流程”。祭天不是磕头烧香，是一整套复杂程序：迎神、奠玉帛、进熟、初献、亚献、终献、撤馔、送神……每个环节都有严格规定，谁站在哪，谁说什么，谁做什么，不能错一步。太常的竹简堆满半间屋子，都是流程图和台词本。

司马迁的工作是核对“时辰”。祭天必须在“冬至”日举行，但今年冬至还早，等不及，改为“秋分”。秋分日，昼夜等长，阴阳平衡，被认为是与天沟通的好时机。具体时辰定在“日出前七刻”——大约凌晨四点半，此时东方将明未明，被认为是一天中“阳气初升，阴气未退”的时刻，天人最容易感应。

他需要校准“漏刻”。不是简单的沙漏，是“秤漏”——用秤测量水的重量来计算时间。一个铜壶，底部有小孔，水匀速滴出，滴入下面的容器，容器放在秤上，根据重量变化判断时间流逝。这是当时最精确的计时工具，但受温度影响大，需要经常校准。

司马迁花了两天时间，在观星台对照星象，校准漏刻。秋夜已凉，他裹着披风，看着星空，记录大火星、参星、北斗的位置，调整秤砣。东方朔来陪过他一次，看着那些复杂的仪器，摇头：“你们太史令家的人，活得真累。”

“必须准。”司马迁说，“差一刻，整个祭祀就可能无效。”

“你真信这个？”东方朔问，“信天会因为咱们磕几个头、杀几头牛，就下雨？”

司马迁沉默。他想起父亲的话：“天若有意志，何以尧舜盛世不过百年？”但在这里，在甘泉宫，在即将举行的大祭面前，他不能说。

东方朔拍拍他的肩：“不管信不信，演好这场戏。陛下需要，百官需要，天下百姓……也需要个交代。”

祭前一日，全体斋戒。不食荤，不饮酒，不近女色，沐浴更衣。甘泉宫静得像坟墓，只有风吹松涛的声音。

子时，起床。穿祭服——不是官服，是特制的“玄端”：黑衣，宽袖，绣日月星辰山川。戴“冕”，前后垂十二旒，每旒串十二颗玉珠，走动时珠玉轻撞，声音清脆。司马迁的级别只能戴“爵弁”，无旒，但同样庄重。

丑时，列队。火把照亮山路，队伍像一条火龙，蜿蜒下山，向渭水行进。没有人说话，只有脚步声、马蹄声、车轮声。司马迁走在郎官队列中，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和着步伐的节奏。

寅时三刻，到达渭水之滨。

祭坛已经搭好。三层土台，高九丈，象征九重天。台顶平坦，铺着青布，摆着供桌。台下，百官按品级排列，文东武西，肃立无声。更外围，是士兵组成的警戒线，再外围，是远远观望的百姓——他们被允许在百丈外观看，但不能出声。

司马迁的位置在祭坛东侧，郎官队列的前排。从这里，他能清楚看到祭坛上的每一个细节。

卯时差一刻，秤漏显示时间到。太祝高唱：“迎神——”

乐工奏《云门》。钟磬齐鸣，肃穆庄严。武帝从帷幕后走出，登上祭坛。他今天穿的不是戎装，不是常服，是“大裘冕”——黑羔皮制的裘衣，外罩玄色冕服，绣十二章纹：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头戴“十二旒冕”，每旒十二玉，共一百四十四颗，象征天地万物。

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用尺子量过。登上坛顶，面南而立。太祝递上玉璧——苍璧，青色，圆形，中有孔，象征天。武帝双手捧璧，高举过头，然后跪下，将璧放在供桌中央。

接着是“奠玉帛”。太祝递上“帛”——不是普通丝绸，是特织的“缯帛”，长一丈二，宽二尺四，染成玄、黄二色。武帝接过，展开，铺在玉璧前。

然后是“进熟”。宰杀好的牺牲被抬上来：牛、羊、猪各一头，已经煮熟，盛在青铜鼎中，热气腾腾，肉香飘散。武帝用玉匕舀起一块肉，放在帛上。

司马迁看着那些牺牲。牛眼还睁着，空洞地望着天空；羊角完好，但脖子处有深深的刀口；猪皮烤得焦黄，油光发亮。它们昨天还是活的，今天成了祭品。为了什么？为了向一个可能不存在、或者存在但不关心的“天”，祈求雨水。

他感到一阵荒谬。但看看周围，百官肃穆，百姓跪伏，连东方朔都一脸庄重。在这个场域里，荒谬成了神圣，屠杀成了牺牲，人与神的交易成了理所当然。

“初献——”太祝再唱。

武帝执爵（一种酒器），斟满“郁鬯”（用郁金香草和黑黍酿的酒），洒在帛上。酒香混着肉香，在晨风中飘散。

“亚献——”

再斟，再洒。

“终献——”

三斟，三洒。三献礼成。

然后是“读祝”。太祝展开竹简，用古老的、吟唱般的调子，诵读祝文：

“维元狩元年，秋八月，甲子朔，皇帝臣彻，敢用玄牡，昭告于皇天上帝：今岁大旱，稼穑焦枯，黎民惶惶。臣不德，致此灾异。伏惟上帝，哀矜下民，沛降甘霖，以苏万物。臣谨率群臣，虔具牲帛，式陈明荐。尚飨！”

读毕，将祝文放在帛上，点火。竹简易燃，瞬间烧成灰烬，青烟上升，融入渐亮的天空。

最后是“送神”。武帝再拜，后退，下坛。乐工奏《大韶》，曲调悠远，仿佛真的送走了什么。

整个祭祀持续了一个时辰。当最后一缕青烟散尽，东方刚好露出鱼肚白。晨光洒在渭水上，水面泛起金鳞；洒在祭坛上，青铜器闪着冷光；洒在武帝的脸上，那张年轻而威严的脸，此刻有一种奇异的平静，仿佛真的与天达成了某种协议。

百官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百姓也跟着呼喊，声震原野。

司马迁没有喊。他只是看着。看着武帝，看着祭坛，看着那些牺牲，看着欢呼的人群。他忽然想起父亲的话：“史官不是皇帝的笔。”

但此刻，在这个所有人都相信皇帝与天沟通的时刻，他这个未来的史官，该记录什么？

记录这场盛大的表演？

记录这场血腥的交易？

还是记录那个更深层的事实：这场祭祀，与其说是为了求雨，不如说是为了向天下人证明——皇帝能与天对话，皇帝是天选的，所以你们要听话。

晨光渐亮。祭祀结束了，队伍开始返回甘泉宫。司马迁走在队列中，回头看了一眼渭水。水面平静，倒映着天空，没有一丝要下雨的迹象。

但没有人敢问：雨呢？

因为问，就是质疑皇帝，质疑祭祀，质疑这套刚刚被庄严演绎的、人与神的交易体系。

而在这个体系里，质疑是不被允许的。

就像在围场里，野兽的奔跑方向是不被允许的。

就像在朝堂上，百官的想法是不被允许的。

一切都必须按既定的秩序运行。

而这个秩序的最高维护者，就是那个刚刚与天对话的人。

司马迁感到深衣下的锁子甲冰凉刺骨。

那不是铁的冰凉。

是某种更深的、关于真相与谎言、自由与束缚、记录与掩盖的冰凉。

而他，穿着这身官服，站在这个秩序里，将来要用笔记录这个秩序。

他能记下真相吗？

还是只能记下秩序允许的“真相”？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从今天起，他看到了这套秩序的全貌。

华丽，庄严，血腥，不容置疑。

就像祭坛上那些青铜器，在晨光中闪闪发光，但摸上去，冷得像冰。

7. 家书：长安与甘泉宫之间

祭祀后的第五天，雨依然没有下。

甘泉宫里的气氛从压抑变成了焦躁。官员们说话声音更低了，走路时头垂得更低，仿佛怕被谁注意到。连东方朔都少了玩笑，多了沉默。只有武帝，依然每日议事，批阅奏章，神情平静得像渭水无波的水面。

司马迁在值房里整理这几日的记录。不是官方的记录，是他私下的笔记——用最小的字，刻在最薄的竹简上，藏在行囊最底层。他记下祭祀的每一个细节：牺牲的眼神，祝文的字句，百官山呼时颤抖的声音，还有那个最深的问题：天真的在听吗？

门被轻轻推开。是张贺，手里拿着一卷帛书。

“司马郎中，你的家书。”张贺将帛书递给他，“从长安来的，加急。”

家书？司马迁接过。帛书用青绳系着，封泥上是太史令的印——父亲的印。他心跳快了一拍。父亲很少写信，尤其是用加急。

张贺退出去，关上门。司马迁解开绳子，展开帛书。字是父亲的笔迹，但比平时潦草，墨色深浅不一，显然写得很急：

“迁儿见字：闻尔扈驾甘泉，参与祭祀，甚慰。然长安近日，颇有异动。董仲舒弟子联名上书，言今岁大旱，乃‘天道示警’，当进一步‘罢黜百家，正本清源’。陛下虽未准，其势已成。”

“又，少府奉诏清查诸子典籍，凡‘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需登记造册，待后处置。天禄阁中，尔所藏楚地歌谣、吴越传说等简，亦在册中。吾以‘太史令需校订’为由，暂留阁中，然非长久之计。”

“尔在君侧，当谨言慎行。祭祀之事，无论成否，皆需谨记：史官之笔，不在颂圣，在存真。纵真不可得，亦当记疑。今陛下求雨心切，方士必献‘祥瑞’，尔需明辨真伪，暗记其实。”

“又，闻上林苑校猎，死伤颇多。尔可曾见士卒坠崖、民夫累毙之事？若有，当记之。史非独记帝王将相，亦当记黎民疾苦。此尔南游所得，勿忘。”

“父字，匆匆。”

信不长，但每个字都像石头，砸在司马迁心上。他读了三遍，然后走到铜灯前，将帛书凑近火焰。帛易燃，瞬间卷曲、焦黑、化作灰烬。他吹散灰，看着它们在空气中飘散，像一场微型的大雪。

父亲知道了。知道他参与祭祀，知道他去了上林苑。父亲在提醒他，也在警告他：长安正在发生一场无声的清洗，而他带回来的那些“不合礼法”的记忆，正面临被销毁的危险。

“史官之笔，不在颂圣，在存真。纵真不可得，亦当记疑。”

这句话，父亲说过很多次。但在甘泉宫，在刚刚经历那场盛大祭祀之后，这句话有了不同的重量。真？什么是真？是百姓求雨不得的焦渴？是祭祀时那些空洞的牛眼？是渭水平静无波的水面？还是百官山呼“万岁”时颤抖的声音？

疑？疑什么？疑天是否在听？疑祭祀是否有用？疑这套华丽的秩序，到底是为了沟通天地，还是为了巩固权力？

司马迁走到窗边。窗外是甘泉宫的重重殿宇，飞檐翘角在暮色中像蹲伏的巨兽。更远处，是终南山青灰色的轮廓，沉默，永恒，不管人间是否下雨。

他想起垓下的红土，彭城的楚歌，淮水边的老渔夫。那些声音，那些记忆，那些“不合礼法”的真实，现在正被登记造册，等待“处置”。处置是什么意思？是销毁？是篡改？是让它们“不存在”？

而他，此刻穿着郎中的官服，站在这权力的中心，是该保护那些记忆，还是该顺从这套秩序？

门又被推开了。这次是东方朔，端着两碗粥。

“晚饭。”他将一碗放在案上，“粟米粥，加了姜。驱寒。”

司马迁接过，没喝。

“怎么了？”东方朔看着他，“家书里没好事？”

“长安在清查典籍。”司马迁说，“凡‘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都要处置。”

东方朔喝了口粥，咂咂嘴：“终于来了。董仲舒等这一天，等了十年。”

“你好像不意外？”

“意外什么？”东方朔笑笑，“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这话十年前就说了。现在只是做而已。清理典籍，统一思想，让天下人只有一个声音，一个道理。简单，干净，好统治。”

“可那些被清理的……”司马迁想起竹筐里那些楚歌，“那些歌谣，传说，百姓的记忆……”

“记忆？”东方朔放下碗，看着窗外，“记忆是最不可靠的东西。今天记得，明天就忘；这个人这么说，那个人那么说。朝廷要的，不是散乱的记忆，是整齐的历史。就像这甘泉宫——”他指着那些规整的殿宇，“一砖一瓦，都要在它该在的位置。长出一根杂草，都要拔掉。”

“那真的历史呢？”

“真的历史？”东方朔转过头，眼神里有种司马迁从未见过的认真，“司马兄，你游历四年，应该比谁都清楚：真的历史，是血，是泪，是说不清的糊涂账。朝廷不要这个。朝廷要的，是能用的历史——能证明陛下受命于天，能证明当今是太平盛世，能证明一切都有秩序、有道理的历史。”

他顿了顿，声音低下来：“你父亲是明白人。他让你去南方，让你听那些歌谣，挖那些箭镞，是在跟时间赛跑。他知道，这些东西很快就会被宣布‘不存在’。他要你在它们消失之前，记住它们。”

司马迁握紧了碗。粥还烫，热气熏着他的眼睛。

“那我该怎么做？”他问，声音有些哑。

“做你该做的。”东方朔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记下你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藏在心里，藏在竹简里，藏在谁都找不到的地方。等有一天——也许十年，也许一百年——会有人需要它们，会有人在这些废墟里，找到火种。”

他走了，轻轻带上门。

司马迁独自坐在灯下。粥渐渐凉了，表面凝出一层膜。他看着那层膜，想起渭水祭祀时那些牺牲的皮，在晨光中泛着油光。

他铺开竹简，磨墨，润笔。不是写官方的记录，是写回信——给父亲，也给自己。

“父亲大人敬禀：儿在甘泉宫，见祭祀盛典，百官肃穆，万民山呼。然天未雨，地仍旱。方士献‘祥瑞’，陛下信之。儿观其祥瑞，多有人工之迹。然无人敢言。”

“上林苑校猎，士卒坠崖者三，民夫累毙者五。鹿群惊散，虎豹哀鸣。陛下射虎，一刀毙之，众呼神武。然儿见虎死时目中有泪，不知何意。”

“儿常思父亲教诲：‘史官之笔，不在颂圣，在存真。’今身在君侧，方知存真之难。所见不可全记，所闻不可尽书，所思不可明言。如负重行于薄冰，战战兢兢。”

“然儿必不负父亲所托。南游所见所闻，楚歌吴谣，垓下红土，彭城箭镞，皆已录于私简，藏于秘处。纵朝廷清查，董生罢黜，此记忆不灭。儿当效父亲，于竹简夹缝中，留一线真相，待后人发掘。”

“又，闻长安清查典籍，天禄阁中所藏楚简危矣。父亲可暂移他处？或儿归时，另觅藏所？此事需慎，然不可不虑。”

“儿一切安好，望父亲勿念。惟愿父亲保重身体，勿过操劳。史道漫长，非一日之功；真相虽微，终有见天之时。”

“儿迁，再拜。”

写罢，他吹干墨迹，将竹简卷起，用青绳系好。然后他从行囊中取出一方小印——不是官印，是私印，刻着“龙门司马”四字，父亲在他二十岁生日时送的。他蘸了朱砂，在封泥上按下。

印文清晰：龙门司马。

龙门，黄河，他的来处。司马，史官，他的宿命。

他将竹简贴身藏好。明日，要找可靠的人，送回长安。

窗外，夜幕已深。甘泉宫的灯火渐次熄灭，只有巡逻侍卫的灯笼，在黑暗中飘移，像鬼火。远处传来隐约的歌声，是守夜的卫卒在哼楚地的小调，声音很低，但在这寂静的夜里，清晰得刺耳。

司马迁走到窗边，侧耳倾听。调子悲凉，词听不清，但能感到那种深沉的、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哀伤。就像他在彭城听到的楚歌，在垓下听到的招魂。

这些歌声，这些记忆，这些不被允许的“真”，此刻还在黑暗中流传。虽然微弱，虽然危险，但还在。

他想起父亲信中的话：“纵真不可得，亦当记疑。”

他会记的。记下这场没有雨的祭祀，记下那些可疑的祥瑞，记下虎死时的眼泪，记下士卒坠崖的惨叫，记下这深夜里偷偷流传的楚歌。

也许有一天，这些记录会被销毁。

也许有一天，连记录的人也会消失。

但只要有一个字留下来，只要有一双眼睛看到，只要有一颗心懂得，这“真”，就不会死。

就像垓下的红土，埋了六十年，被他挖出来，依然红得像血。

就像彭城的箭镞，锈了六十年，被他握在手里，依然能割破皮肤。

夜风吹进窗，带着山间的凉意。司马迁关上门，吹熄灯，躺到床上。

黑暗中，他掌心的胎记隐隐发烫。

那暗红色的竹简形状，在无人看见的黑暗里，像一团不肯熄灭的火。

（第5章/第一卷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