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秋天，陈家的房子终于撑不住了。
西墙的裂缝能伸进一个拳头，连着下了七天雨，堂屋积了半尺深的水。陈父用脸盆往外舀水，舀了一整夜，水还是那么多——屋顶漏得比舀得快。
第二天放晴，陈父蹲在屋檐下抽旱烟，看着被水泡烂的墙基，一言不发。陈母坐在门槛上补衣服，针线穿过补丁，再穿过补丁，布料已经薄得透明。
二河从地里回来，放下锄头，看到了父亲佝偻的背影。十四岁的他已经和父亲一样高，肩膀宽，手臂粗，是家里最好的劳力。
“爹。”他叫了一声。
陈父没回头，吐出一口烟：“嗯。”
“修房子要多少钱？”
“问这干啥。”
“我算算。”
陈父沉默了很久，久到烟锅里的火都熄了。“砖瓦、水泥、木料，最少三千。人工……咱自己干，能省点。”
三千。二河在心里重复这个数字。大哥大山每个月寄回来五十，已经寄了三年。攒了一千八，都锁在母亲陪嫁的木箱里。还差一千二。
“我去打工。”二河说。
陈父猛地转过头：“你说啥？”
“我去打工，挣钱修房子。”二河语气平静，像是说“我去挑水”一样自然。
“你才十四！”
“村里李狗子十三就去工地了。”
“那是他家！”陈父站起来，声音发颤，“咱们家再穷，也不能让两个儿子都……”
都什么？他没说下去。大山的出走是这个家不敢碰的伤疤。三年了，只收到钱，没见过人。信倒是写过几封，说在A市卖水果，挺好。但“挺好”是什么样，谁也不知道。
二河不说话了，进屋帮母亲烧火。灶膛里的火映着他过早成熟的脸。晚上，他听见父母屋里压抑的争吵。
“不能让二河去……”
“那房子咋办？再塌了咋办？”
“可是他才十四……”
“大山走的时候十六吗？不也才十六！”
沉默。然后是母亲低低的啜泣声。
二河翻了个身，对着墙壁。小川在身旁睡得正熟，呼吸均匀。这个弟弟今年本该上初一了，可家里实在拿不出学费，休学一年，在家放牛、打猪草。
“哥。”小川突然轻声说，“你没睡？”
“嗯。”
“你真要去城里？”
“嗯。”
“城里……是不是很大？”小川的声音里带着憧憬，“大哥说，城里楼高得看不到顶，路上全是车，晚上也亮得像白天。”
二河没回答。他不知道城里什么样，大哥的信里从来不写这些。只写“忙”“累”“钱已寄”。
“我想跟你一起去。”小川说。
“你好好在家。”二河语气硬邦邦的，“等房子修好了，你回去上学。”
“上学有啥用。”小川嘟囔，“王老师说了，咱们这种家庭，读出来也没出路。”
二河猛地转身：“他放屁！”
小川吓了一跳，不敢说话了。
三天后，村里的包工头陈建国回来了。他在B市干建筑，这次回来招人。二河找上门时，陈建国正在院子里喝酒，桌上摆着猪头肉——那是村里过年才吃得上的东西。
“建国叔。”
“哟，二河啊。吃了吗？来一块？”陈建国满脸红光。
“不吃。叔，我想跟你去工地。”
陈建国打量他：“多大？”
“十六。”
“扯淡。你哥大山走的时候才说十六，你比大山小两岁，今年顶多十四。”
二河不吭声。
“工地苦啊。”陈建国啃着骨头，“搬砖、和水泥、扛钢筋，都是力气活。你这身子骨……”
“我有力气。”二河说，“我能挑一百斤谷子。”
陈建国想了想：“行吧。不过说清楚，小工一天十块，管吃住。但头一个月工资押着，怕你们干两天就跑。干满一个月，押的钱第二个月一起发。”
“行。”
“后天早上五点，村口集合。”
二河回家收拾东西。其实没什么可收拾的：两件换洗衣服（都是大哥穿剩下的），一双解放鞋（鞋底补过三次），一床薄被子。母亲连夜给他烙了五个饼，装在布兜里。
“到了就给家里写信。”母亲眼睛红肿，“别学你哥，一年写不了两封。”
“嗯。”
“受了委屈就回来，房子不修了，咱一家人挤挤也能过。”
“嗯。”
父亲蹲在门口，抽完最后一锅烟，从怀里掏出二十块钱：“拿着。应急用。”
二河没接：“家里没钱。”
“叫你拿就拿！”父亲吼了一声，声音又软下来，“在外面……机灵点。”
出发那天早上，天没亮。母亲送他到村口，一直抹眼泪。小川也起来了，拽着他的衣角：“二哥，你啥时候回来？”
“房子修好就回来。”
“那你快点。”
陈建国的拖拉机已经等着了，车上还坐着三个人，都是村里的。二河爬上车斗，拖拉机突突突发动时，他没回头。
他怕一回头，就走不了了。
B市比想象中远。拖拉机换卡车，卡车换火车，折腾了两天一夜。到工地时已是晚上，一片荒地上搭着十几个工棚，像巨大的棺材。
“你们四个住这个。”陈建国指着一个用木板和石棉瓦搭的棚子，“被子自己带了吧？没有就去买，十块钱一床。”
棚子里已经有六个人，挤在两排通铺上。空气里有汗味、脚臭味、霉味。二河找了个角落，铺开薄被。被子太薄，能透过布料看到下面的稻草。
第二天凌晨四点，哨子响了。
“起床！上工了！”
二河迷迷糊糊爬起来，跟着人群到空地上。工头是个黑脸汉子，姓赵，说话像打雷：“新来的站这边！今天任务，搬砖！看到那堆砖没有？搬到三楼！一人一天三千块，搬不完加班！”
砖堆得像小山。二河学着别人的样子，戴上粗线手套——工地发的，已经磨破了，掌心处漏着线头。
第一次搬，他搬了八块。走了几步，手臂发酸。旁边一个老工人看他一眼：“小孩，第一次？”
“嗯。”
“一次少搬点，六块就行。不然下午就没力气了。”
二河减到六块。从砖堆到楼里，二十米；上一楼，拐弯，再走十米，放下。一趟，两趟，十趟。太阳出来了，毒辣辣地晒着。汗水流进眼睛，刺痛。手套磨破了，手指磨出了水泡，水泡又破了，流血，粘在手套上。
中午吃饭，蹲在砖堆旁。白菜炖土豆，看不到油花，米饭里有沙子。二河饿极了，狼吞虎咽。
下午更累。手臂不是自己的了，机械地搬，走，上楼梯。三千块砖，他数着。一千，一千五，两千……太阳西斜时，他才搬了两千四百块。
“新来的！还有六百！”工头喊。
加班。天黑了，工地亮起昏黄的灯泡。蚊虫围着灯飞，也围着人飞。二河搬完最后一块砖时，腿一软，瘫坐在地上。
回到工棚，连洗脸的力气都没有。手指肿了，握不拢。老工人递给他一瓶药水：“抹上，明天还得干。”
“谢谢叔。”
“叫啥名？”
“陈二河。”
“多大了？”
“十六。”
老工人笑了：“都这么说。我儿子也十六，在老家上学呢。”
二河没接话。他躺下，全身像散了架。工棚外传来打牌声、笑骂声、咳嗽声。他摸出母亲烙的饼，已经硬了，掰了一小块放进嘴里。
饼是玉米面的，粗糙，但能吃出家的味道。
第一周，他学会了技巧：搬砖时腰部用力，不是手臂；上楼梯时一步两阶，省时间；喝水要小口多次，不能一次灌饱。
第二周，他手上的水泡变成了茧。
第一个月最后一天，工头叫住他：“小孩，明天你跟老李学砌墙。小工一天十块，大工一天二十五。学不学？”
“学！”
学砌墙更难。要拉线，要对齐，要抹灰。灰浆溅到脸上，干了就结块。老李脾气暴，做不好就骂：“眼瞎了？线都看不直！”“灰多了！省着点用！”
二河不还嘴，拆了重做。一遍，两遍，三遍。晚上别人睡了，他还在棚子外借着灯光练习。砖和砖之间要留缝，缝要均匀；灰浆要抹得不多不少，少了不牢，多了浪费。
第三个月，他能独立砌一堵墙了。虽然慢，但直。
发工资那天，陈建国来了。第一个月押的300块，加上第二个月300块，一共600。但陈建国只给了450。
“扣了饭钱。”陈建国说，“一天两块，一个月六十。还有手套、工具磨损，一共扣一百五。”
二河愣住了：“之前没说……”
“现在说了。要不要？不要拉倒。”
周围几个工人想说话，被陈建国瞪了回去。二河接过钱，厚厚一叠， mostly十块五块的零票。他数了两遍，四百五十元整。
当晚，他去了工地外的邮局。汇款单要填地址，他歪歪扭扭写下：青山县红旗公社陈家庄，陈父收。金额：四百元。
留了五十。二十寄信买邮票，三十应急。
走出邮局时，B市的灯都亮了。高楼上的霓虹灯变换颜色，街上车流如织。大哥说城里晚上亮得像白天，原来是真的。
但他不属于这里。这里的亮，照不进他住的工棚。
回到工地，他看见老工人蹲在砖堆旁抽烟。他走过去，也蹲下。
“寄钱了？”老工人问。
“嗯。”
“家里等钱用？”
“房子要塌了。”
老工人沉默地抽烟，火星在黑暗中明灭。“我出来十年了。”他突然说，“攒的钱，够在老家盖三层楼。但回不去了。”
“为啥？”
“孩子不认我了，老婆跟别人了。”老工人把烟头踩灭，“有时候想，这十年，图啥呢？”
二河不知道怎么回答。
夜深了，工棚里的鼾声此起彼伏。二河躺在那床薄被上，盯着石棉瓦缝隙里漏进来的月光。和大哥走的那晚一样，月光冷冷的。
他想，等房子修好了，他就回去。绝不像老工人这样，十年不归。
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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