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9月，镇中学初一（3）班的教室里，风扇有气无力地转着。
陈小川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这是他复学后的第二周，从休学一年的田埂回到教室，一切熟悉又陌生。书包是大哥大山前年寄回来的旧书包，洗得发白，拉链坏了，用别针别着。
班主任王老师正在收资料费。
“每人五十元，下周一交齐。”王老师推了推眼镜，“这是县里统一要求的教辅资料，必须买。”
小川低下头。五十元。上周母亲才说，二哥二河寄回来三百块，修房子买水泥都不够，得精打细算。
下课铃响，同学们涌出教室。小川磨蹭到最后，走到讲台边。
“王老师……”
“什么事？”王老师正在整理教案，头也没抬。
“那个资料费……能晚点交吗？”
王老师这才抬头看他。目光从小川洗得发白的衬衫、打着补丁的裤子、破旧的书包上一一扫过。
“你叫什么名字？”
“陈小川。”
“陈小川。”王老师重复一遍，翻开学生名册，“哦，休学一年那个。家里什么情况？”
“我爹娘种地，两个哥哥在外打工。”小川声音越来越小。
“打工？”王老师语气里有什么东西变了，“那更应该交得起啊。资料是学习必需品，不能因为个人原因影响全班进度。”
“我会尽快交……”
“最迟下周五。”王老师合上名册，“回座位吧。”
小川回到座位，窗外操场上的学生正在打闹。阳光很好，但他觉得冷。
周末回家，他张了几次嘴，都没说出要钱的事。晚饭是稀饭配咸菜，父亲吃得很慢，眉头皱着——房子西墙的裂缝又大了，得赶紧修。
“爹。”小川终于开口，“学校要交资料费。”
“多少？”
“五十。”
父亲筷子停了。母亲盛饭的手也停了。屋子里只有稀饭冒热气的“呲呲”声。
“啥资料要五十？”父亲问。
“说是县里统一订的。”
父亲放下筷子，起身走到里屋。小川听见开箱子的声音，锁头“咔哒”一声。过了一会儿，父亲出来，手里捏着几张票子：两张十元，三张五元，剩下全是皱巴巴的一元、五毛。
“数数。”父亲把钱放在桌上。
小川数了两遍：“四十八块七。”
父亲又摸了摸口袋，摸出几个钢镚：“还有一块三。”
凑齐了。五十元整。
“好好学。”父亲只说了一句。
周一，小川把钱交给学习委员李娟。李娟是镇上的姑娘，穿粉红色连衣裙，头发用蝴蝶结扎着。她接过钱时皱了皱眉——那些零票又脏又皱。
“你不能换整钱吗？”李娟小声说。
小川摇头。
周二，王老师在课堂上说：“还有三位同学没交资料费，抓紧。不要拖全班后腿。”
小川把头埋得更低。
周四下午，自习课。王老师突然走进教室，脸色铁青。
“李娟，你站起来。”
李娟茫然地站起来。
“你收的资料费呢？”
“在书包里啊。”李娟说。
“拿出来看看。”
李娟打开书包，翻找。粉色钱包不见了。她把所有东西倒出来，书本、文具、零食撒了一桌子，还是没有。
“我明明放在这里的……”李娟声音带了哭腔。
“多少钱？”王老师问。
“收齐了，一共两千一百五十块。我用橡皮筋扎好的。”
教室里炸开了锅。两千多块，在2000年的乡村中学，是天文数字。
王老师拍桌子：“安静！”然后转向李娟，“你最后一次看见钱包是什么时候？”
“昨天放学还在……”
“谁动过你的书包？”
李娟摇头，突然想起什么：“课间操的时候，我没锁教室门……”
王老师的目光扫过全班，最后停在最后一排。小川正低头假装看书，但握着笔的手在抖。
“陈小川。”王老师说，“你昨天是不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的？”
全班的目光像箭一样射过来。
“我……我去上厕所……”小川结巴了。
“有人看见吗？”
没人说话。
“站起来。”王老师命令。
小川站起来，腿发软。
“把你书包拿过来。”
小川不动。王老师自己走过来，一把拿过那个破旧的书包。拉链坏了，别针一扯就开。王老师把书包倒过来，书本、作业本、半块橡皮、一支快用完的铅笔——还有一个粉红色的钱包。
“哗——”
全班沸腾了。
李娟冲过来抢过钱包，打开，钱还在。她紧紧抱住钱包，像抱住失而复得的宝贝。
王老师看着小川，眼神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愤怒，失望，还有一丝“果然如此”的了然。
“你还有什么话说？”
“不是我……”小川声音小得自己都听不见。
“钱包在你书包里，不是你，难道它自己长腿跑进去的？”
有同学笑起来，是那种压抑的、带着鄙夷的笑。
“我家里是穷，但我不偷东西！”小川突然喊出来，眼泪不受控制地流。
王老师愣了一下，随即语气更冷：“没人说你偷，是你自己心虚。下午叫你家长来。”
“我爹在干活……”
“那就别来上学了。”
放学后，小川没有回家。他坐在河边的石头上，看着河水发呆。书包扔在一边，那个粉红色钱包已经还给李娟了，但所有人都认定是他偷的。
为什么？因为他穷？因为他交不起资料费？因为他穿着补丁衣服？
太阳落山时，他擦干眼泪，往家走。走到村口，看见父亲蹲在路边抽烟——在等他。
“咋这么晚？”父亲问。
小川不说话。
“老师托人带话了。”父亲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说你偷同学钱。”
“我没偷！”
“我知道。”父亲说。声音很平静。
小川愣住了。
“我儿子我知道。”父亲转身往家走，“但学校那边，说不清了。”
晚饭时，母亲一直抹眼泪。大哥大山寄回来的信摆在桌上，说又寄了五十块钱，让小川买点学习用品。
“要不，转学吧。”母亲小声说。
“转哪去？”父亲闷声说，“镇上就一所中学。”
“去县里？”
“住哪？吃啥？”
没人说话了。屋外传来狗叫声，邻居家的电视在放《还珠格格》，笑声传得很远。
第二天，小川没去学校。王老师让同学带话：要么家长来，要么别来了。
第三天，父亲去了学校。小川远远跟在后面，看见父亲走进教师办公室。门关着，他听不清说什么，只看见父亲佝偻的背影——在老师面前，那个在家里说一不二的父亲，变得那么矮小。
半小时后，父亲出来了。脸上没什么表情。
“王老师怎么说？”小川问。
“让你休学一年。”父亲说，“等这事过去了，换个学校。”
“可我没偷……”
“我知道。”父亲打断他，“但人言可畏。”
休学手续办得很简单。王老师在申请书上签了字，看都没看小川一眼。走出校门时，几个同学在操场那边指指点点。小川听见零星的字眼：“小偷……穷疯了……活该……”
他抬起头，看着教学楼上的八个大字：团结、勤奋、求实、创新。阳光照在上面，金灿灿的，刺眼。
回家路上，父亲突然说：“小川，记住今天。”
“嗯。”
“记住这种滋味。”父亲声音沙哑，“以后你长大了，要是哪天有能力，别让人这么对你儿子。”
小川没说话。他记住了，用十三岁的全部身心记住了。
休学的日子很漫长。小川每天放牛、打猪草、帮母亲做饭。村里人偶尔问起：“小川咋不上学了？”母亲总是含糊地说：“身体不好，休息一年。”
只有隔壁家的春生知道真相。春生和小川同班，那天他来借锄头，小声说：“我知道不是你。”
“你怎么知道？”
“我看见是谁放的了。”春生说，“但不能说。说了我也待不下去了。”
“是谁？”
春生摇头，跑了。
小川看着他的背影，心里那点微弱的火苗，彻底熄灭了。
晚上，他给二哥二河写信。二河在B市工地，地址是上个月寄汇款单时附上的。小川写得很慢，很认真：
“二哥，我被冤枉偷钱，休学了。老师同学都看不起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能帮帮我吗？”
信寄出去了。一个月，两个月，没有回信。
后来才知道，那封信寄到工地时，二河已经被所谓的“老乡”带走去“赚大钱”了。信在工棚里放了半个月，被当做废纸扔了。
2001年秋天，小川转到三十里外的柳树镇中学。新学校，新同学，没人知道他的过去。他坐在教室里，看着崭新的课本，心里有个声音说：重新开始。
第一次月考，他考了全班第一。
班主任在班会上表扬他：“陈小川同学虽然休学一年，但成绩很好，大家要向他学习。”
掌声响起来。小川低下头，耳朵发烫——这次是因为害羞，不是因为羞耻。
也许，真的可以重新开始。
他这样想着，把那个粉红色钱包的记忆，深深埋进心底。
但他不知道，有些污名就像墨水，一旦沾上，就再也洗不干净了。它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以另一种方式，重新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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