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初的一天，我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困在了一农户家。这户人家姓徐，地点在赣州市章贡区湖边镇梨芫背村。
当时相当狼狈，浑身上下淋了个透湿，由于近视眼镜早已摘下，视物模糊，再加上慌里慌张，进门时一个没留神，竟被门坎绊了一跤，几乎是一个狗啃屎，摔倒在徐大爷脚前的。
徐大爷当时正稳稳地坐在一把大竹椅上，面朝大门，口含烟袋，美滋滋地观赏着久旱之后的甘霖。
可能是我五体投地的见面之礼太过盛大，倒把徐老爷子惊得直楞楞从椅子上弹了起来，手上的烟袋锅子随之摔落，啪塌一声，溅起火星子闪了一地。
待搞清楚我来自省城，并且是搞创作来采风的，徐大爷赶紧唤过来老伴，又是拿毛巾，又是递热水，又将我推入卫生间，催我赶紧擦洗一下换上干衣，同时还嘱咐老伴去煮碗姜汤，说是怕我着凉感冒。热情得倒让我有些不好意思。
肩包里是带了换洗衣裳的，一番忙乱，出得卫生间，手上捧着一大团湿衣裤。徐大爷拎出远红外电取暖器，将湿衣裤展开搭在椅背上烘烤着。十几二十分钟后，都忙停当了，这才跟我攀谈起来。
屋外的雨仍在哗哗下，我坐在小竹椅子上，喝着姜汤，瑟缩的身子很快就舒缓过来了。
老俩口都是镇上小学退休教师，退下来了闲着没事，也是为了溜达溜达健身，也是换点零花钱，天气好的日子里，老俩口偕伴还出去收些废品，主要是收废旧书报杂志。后院里搭了个简易棚子，收回来的废旧书报都堆在里面，整理捆扎好了再卖给需要的工厂。
“有一次，发现有一些大档案袋，袋口是密封好的，袋内文件装得蛮实沉，夹在大堆的旧报纸中间，像是一些旧档案材料。不知有用没用，也没敢随便丟掉。”徐大爷嘟囔着说道。
我吃了一惊。袋口竟然是密封好的，里面的东西应该完好。会是什么年代，什么内容什么密级的档案材料呢？
片刻功夫，档案袋被抱了出来，摞在堂屋的旧八仙桌上。数了数，总共有五袋。袋口果然是封好的，并且盖有骑缝公章，红色章痕依然清晰，是XX军管会的。公章旁边是小小的“保密”方章，也是红色，只是色泽略微偏暗，然后是同样大小的“归档”方章，有编号，却是黑色的，一红一黑，对比鲜明。未标明密级。
我抬眼瞅了瞅徐大爷，他也正盯视着我。
“拆开？”我征求意见。
“拆呗！”徐大爷爽快。
“许是对您有用。”他又补了一句。说着拔出含在嘴中的烟袋，又喷了口烟。一股甜丝丝的烟草青香飘荡过来，混杂着室内烘烤湿衣的那种怪异的汗馊味，让周边气氛显得既温磬又压抑。一霎间我倒有些紧张，心头竟泛起一种莫名的负罪感，像是小时候正要偷窥女厕所的那种瞬间感觉，心口怦怦乱跳。
用剪刀小心谨慎地剪开封口，轻轻地抽出，厚厚的一叠，有（京）狱档59宗B27卷字样，XX军管会的便笺纸，密密实实的钢笔字，偏柳体，结体遒劲，字字严谨，大气脱俗。一看就知道书写者功力深厚，远非我等后辈可以比攀。
仔细读下去，却越读越放不下。我惊奇的发现，这竟然是一份异常奇异的交待材料，内容是关于1928年发生在中国北方的一个著名事件，当时京沪各大报纸都曾在显著位置报道过该事件。没曾想眼前这份材料的交待者竟然正是该案件的亲历者。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也许是这份交待材料在有关部门那里已经失去了保存价值，因此才被丟弃在废旧报纸堆中。但竟然如此完整，确实有些少见。看看文尾标明的日期，交待材料的书写时间是1951年10月。
当时在徐大爷家只是匆匆流览，但材料既然如此奇异，我便难免动了占有的心思。此时外面的雨也停了，便从肩包里掏出一张一百元大团结，只说是对表示感谢，并未明说是想拿走档案材料。徐大爷是何等水晶通透之人，只是稍微客气了几句，便微笑着将钱装了起来。显然是为了让我心安，过于客气会让客人平生愧疚感，反倒不美。
当天夜里，我将自己反锁在宾馆房间，一口气读了个通宵。我发现，只消删除文头文尾的个别文体赘语，稍加整理，这几乎就是一篇相当有意思的文学作品。于是，打开电脑，我开始抄录。只是将繁体字换成了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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