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国显然没料到我会这么直接，愣了几秒：“陈博士，您别冲动。现在就业形势不好，我们院毕竟是省级单位...”
“我考虑一下。”我起身，没再多说一句话。
走出省科院大楼时，雨下得更大了。我没有带伞，径直走进雨中。冰冷的雨水打在脸上，与温热的泪水混在一起。
回到临时租住的公寓，我翻出三年前与省科院签订的协议。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写着“保留编制，提供独立实验室”。然而现在，一切都成了空头支票。
那一夜，我失眠了。
凌晨三点，我起身整理从清华带回来的资料，指尖抚过那些实验记录和研究笔记。突然，一张名片从笔记本中滑落。
周延松。量子前沿科技公司。首席技术官。
我记得他曾说：“如果有一天省科院待得不舒服，记得联系我。”
犹豫片刻，我拍下名片，通过上面的微信号发送了好友申请。
几乎是立刻，申请通过了。
“陈然？”周延松发来信息，“这么晚了，还没休息？”
“师兄，省科院这边编制没了，实验室也没了。”我尽量让语气平静，“你三年前的邀请，还有效吗？”
电话立刻打了过来。
“详细说说。”周延松的声音清醒有力，完全不像凌晨三点被吵醒的人。
听我叙述完情况，他沉默片刻：“明天最早一班高铁过来，我们面谈。公司可以为你提供实验室和研发团队，薪酬是省科院承诺的两倍。但我要提醒你，企业不比事业单位稳定，压力也大得多。”
“我不怕压力。”我说，“我只想要一个能做研究的地方。”
“好。明天见。”
挂断电话，窗外的雨已经停了。东方泛起鱼肚白，新的一天即将开始。
我打开电脑，开始撰写辞职信。
4 量子前沿
量子前沿科技公司坐落在高新区一栋现代化的写字楼里。与我想象中的创业公司不同，这里占地面积广阔，实验设备先进程度甚至超过了我曾访问过的某些国外实验室。
周延松亲自带我参观：“这里原本是国营电子厂，倒闭后我低价盘了下来。地方政府给了不少支持，税收优惠，人才引进补贴...比跟省科院那些老官僚打交道强多了。”
“你的导师，吴院士，知道你做企业吗？”我问。
“知道，但不完全支持。”周延松笑了，“老师觉得科学家就该清贫守正，专心学术。但我觉得，科研不能只待在象牙塔里。你看这些设备，”他指着一台价值千万的量子比特操控系统，“省科院申请了三年都没批下来的经费，我三个月就搞定了。为什么？因为企业更灵活，更注重效率。”
我们来到一间空置的实验室前，周延松打开门：“这是你的实验室，按照清华你以前使用的标准布置的，设备清单在这里，缺什么随时提。”
我走进实验室，抚摸着崭新的实验台，心中五味杂陈。在省科院，我连共用的实验台都没有；在这里，我却拥有一整间实验室。
“我需要团队。”我说。
“已经在招聘了。”周延松递给我一份简历，“三个博士，五个硕士，下周一到位。你的任务是带领他们，一年内做出可展示的成果。公司刚拿到A轮融资，投资方盯着进度。”
压力确实大，但我感到久违的兴奋。
第一周，团队成员陆续到位。我惊讶地发现，其中两人竟然是从省科院跳槽过来的。
“陈博士，我们在省科院见过。”说话的是赵静，一个干练的女博士，“我听过您的学术报告。省科院那边...听说您的事情后，好几个年轻人都想走。”
“为什么？”我问。
“王涛，就是顶替您编制的那位，根本不懂量子计算。但他是刘副院长外甥，拿走了院里最好的资源和项目。”赵静苦笑，“我们这些没背景的，只能做些边缘工作。听说您这边有机会，我就来了。”
团队组建后的第一次会议，我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们不跟省科院做同样的研究。他们聚焦基础理论，我们攻应用瓶颈——量子芯片的量产技术。”
会议室一片寂静。量子芯片量产，这是全球都在攻关的难题。
“我知道这很难。”我打开投影，“但我在博士后期间已经有了一些想法。传统的光刻技术在量子尺度上面临极限，我们可以尝试一种全新的方法——自组装量子点阵列。”
我展示了初步的理论模型和模拟结果。团队成员的眼睛亮了起来。
接下来的三个月，我们几乎住在实验室。失败，调整，再失败，再调整。第四个月的一个深夜，当第一片可操控的8量子比特芯片在显微镜下呈现出完美阵列时，实验室爆发出欢呼声。
“我们做到了！”赵静激动地记录数据，“阵列均匀度95%，相干时间达到理论值的80%！”
周延松闻讯赶来，看着那片小小的芯片，重重拍了拍我的肩：“我就知道没看错人。”
那天晚上，我给吴院士发了封邮件，附上了初步成果。一小时后，老师打来电话：“陈然，这份成果足够发《科学》了。你真的不考虑回学术界？”
“老师，我想先把这项技术产业化。”我说，“等它真正改变了什么，我再考虑发论文。”
吴院士沉默片刻：“也罢。你选择的这条路，或许是对的。”
挂断电话，我望向窗外。城市的灯火如星辰般闪烁，而我手中的芯片，或许就是点亮未来的第一束光。
5 专利风云
8量子比特芯片成功后，我们没有停下脚步。接下来的两年里，团队先后攻克了“量子比特长程耦合”“误差动态校正”“芯片封装保真”和“规模化制备工艺”四大难题。
每一项突破，我们都第一时间申请了专利。
“陈博士，专利律师反馈，我们的四项专利都已经进入实审阶段。”助理小刘向我汇报，“另外，有三家公司表示希望获得授权，包括...省科院控股的量子科技公司。”
我抬起头：“他们出价多少？”
“低于市场价百分之三十。”小刘面露不悦，“还说这是‘支持本土科研机构’。”
我冷笑一声：“回复他们，专利不授权给省科院及其关联公司。”
“这...会不会太直接了？”
“按我说的做。”
不出所料，拒绝消息发出后不久，李建国的电话就来了。
“陈博士，听说您不愿授权专利给省科院子公司？”他的语气带着责备，“咱们毕竟有过一段缘分，您这样是不是...”
“李处长，”我打断他，“当初你们拿走我编制的时候，怎么没想到‘有过一段缘分’？”
电话那头沉默了。
“专利授权是商业行为，谁出价合理就给谁。”我继续说，“省科院如果真心想要，就按市场价来谈。”
“陈然，别把事情做绝了。”李建国的语气冷了下来，“省科院在行业内还是有影响力的。”
“那就请省科院用影响力，而不是关系，来谈合作。”我挂断电话。
周延松知道后大笑：“做得好！就该这样。不过要小心，他们可能会使绊子。”
果然，一周后，行业内有传言称我们的专利“技术不成熟”“涉嫌侵权”。同时，省科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在量子芯片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我看了他们的发布会直播，所谓的“重大突破”，不过是两年前国际期刊上已经发表的技术，换了个包装。
“需要回应吗？”赵静问我。
“不用。”我摇头，“下个月的国际量子计算大会，我们用产品说话。”
大会在上海举行，全球量子计算领域的顶尖研究者和企业齐聚一堂。我受邀在“量子硬件”分论坛做报告。
站上讲台的那一刻，我看到台下前排坐着省科院的代表团，刘副院长和王涛都在其中。
“今天我报告的题目是《可扩展量子芯片的量产解决方案》。”我平静地开始演讲。
随着一页页PPT展示，会场开始骚动。当我展示实际生产的128量子比特芯片测试数据时，台下响起了惊叹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