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崖边上。
往前一步,是山涧的寒风。

身后朦胧处,则是来时的灯火。
我坐在覆卮山石浪顶端的大石头上,身下是深不见底的黑。
草木湿腥,玄武岩冷硬。
风裹着山涧的寒气,往我后颈钻。
石面凹凸不平,硌得掌心发疼。
就像我这三个月来被命运反复碾压的人生。
没有星光,只有远处东澄古村的零星灯火。
像被风吹残的萤火,忽明忽暗。
风掠过石缝的声响,像谁在低声呜咽,又像无数只手在拉扯我的衣角。
那些催债短信,律师函,父母的遗像。
一件件,都在这风声里缠上心头。
往前倾一寸,再一寸。
所有的糟心事就都能了结。
这个念头刚冒出来,指节就因为攥得太紧泛了白。
我的胳膊上,还留着前几天搬父母遗物时磕碰的淤青。
淡紫色蔓延在苍白的皮肤下,格外刺眼。
我向来细皮嫩肉,被父母宠大,是被藤校光环裹着的人。
从前连文件边角划破手指都要皱眉,如今却连疼痛都快麻木了。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了三下,不用掏也知道是什么。
大概率是纽约律师发来的邮件提醒。
无非是什么,“跨境取证困难”“摩根大通拒绝配合”“胜诉概率不足8%”这类话术。
我懒得动,任由它震到安静。
就像任由那些接踵而至的厄运,将我拖进深渊。
三个月前,我还在中金公司陆家嘴办公室的落地窗前。
我的日常,是对着投影屏和客户谈数亿的制造业并购案。
作为投资银行部的经理,我握着别人羡慕的薪水,顶着耶鲁本科,哈佛金融硕士的双藤校光环。
我的工位上,摆着年度优秀员工的水晶奖杯。
我一度以为,人生会沿着设定好的精英轨道一路狂奔。
中金的招聘门槛从来不是传说。
当年我过关斩将时,同批面试者非藤校即G5,经济或金融专业打底,还要有顶级投行暑期实习经历。
我在高盛纽约办公室的实习履历,是最终拿到offer的关键。
五年里,我熬过大大小小几十个案子。
从熬夜做财务模型到带队对接企业创始人,早就习惯了用数据和逻辑掌控一切。
却从没料到,人生会突然失控。
命运的转折,快得让人猝不及防。
先是父亲的精密仪器公司资金链断裂。
他一辈子要强,靠着技术起家。
却在下游客户拖欠货款,上游原材料涨价的双重挤压下撑不住了。
银行抽贷,供应商堵门,他不肯向我开口。
直到某天早上,他被员工发现倒在办公室。
脑溢血昏迷三天后,父亲终究没能醒过来。
父亲和爷爷一样,临终前的心愿都是回家,回到上虞安葬。
我送了父亲回家,处理后事。
刚把父亲的葬礼办完,就收到了部门总监的微信。
行业下行,并购业务萎缩,部门缩编,我这个不拉帮不站队,年包又比同事都高的经理,成了首当其冲的牺牲品。
总监语气委婉,对我说,“只是让你背绩效,以后有好机会再合作。”
可我清楚,在这个圈子里,被裁员的理由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已经成了弃子。
我没有说话,在人事谈话时,平静地接受了大礼包。
母亲那时总说,美国有笔信托能救急。
那是她和父亲早年攒下的2800万美元,7年前托付给了摩根大通私人信托,设立了不可撤销家族信托。
受益人是我,初衷是为我留一条后路。
她问我要不要一起回美国,我看着父亲的遗像,又翻到同学群里的消息,犹豫了。
美国的富豪同学依旧在晒度假照,可普通家境的发小告诉我,那边通胀率飙到近十年新高。
超市里的牛奶价格比去年涨了三成,曼哈顿上东区的房价因局势动荡疯涨。
他在那边做律师,租一套两居室要过三层担保,月薪大半都交了房租,买房更是天方夜谭。
我忽然开始怀疑。
我拼尽全力追求的牛校,好工作,精英生活,到底有什么意义?
那些熬夜熬出来的项目,背下来的财务模型,应酬时喝下去的酒。
既没能留住父亲的公司,也没能保住自己的工作,更没能给父母一个安稳的晚年。
我跟母亲说,我不回去了。
她没勉强,只说先去美国打理信托,等事情理顺了再回来。
她坐的是美利坚航空AA182航班,上海浦东飞纽约肯尼迪。
3月17日的航班,起飞后三小时,遭遇强气流引发机身解体,官方通报无一生还。
那不是国航的航班,没有完善的应急保障和家属安抚机制。
后续理赔拖了又拖,至今没有定论。
而我真正的绝望,是在处理母亲后事时,收到了摩根大通私人信托部的邮件。
邮件说,我家信托底层挂钩的私募股权项目违约,资金无法兑付。
附上的资产清单,全是模糊不清的空壳公司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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