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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崖边上。

往前一步，是山涧的寒风。

身后朦胧处，则是来时的灯火。

我坐在覆卮山石浪顶端的大石头上，身下是深不见底的黑。

草木湿腥，玄武岩冷硬。

风裹着山涧的寒气，往我后颈钻。

石面凹凸不平，硌得掌心发疼。

就像我这三个月来被命运反复碾压的人生。

没有星光，只有远处东澄古村的零星灯火。

像被风吹残的萤火，忽明忽暗。

风掠过石缝的声响，像谁在低声呜咽，又像无数只手在拉扯我的衣角。

那些催债短信，律师函，父母的遗像。

一件件，都在这风声里缠上心头。

往前倾一寸，再一寸。

所有的糟心事就都能了结。

这个念头刚冒出来，指节就因为攥得太紧泛了白。

我的胳膊上，还留着前几天搬父母遗物时磕碰的淤青。

淡紫色蔓延在苍白的皮肤下，格外刺眼。

我向来细皮嫩肉，被父母宠大，是被藤校光环裹着的人。

从前连文件边角划破手指都要皱眉，如今却连疼痛都快麻木了。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了三下，不用掏也知道是什么。

大概率是纽约律师发来的邮件提醒。

无非是什么，“跨境取证困难”“摩根大通拒绝配合”“胜诉概率不足8%”这类话术。

我懒得动，任由它震到安静。

就像任由那些接踵而至的厄运，将我拖进深渊。

三个月前，我还在中金公司陆家嘴办公室的落地窗前。

我的日常，是对着投影屏和客户谈数亿的制造业并购案。

作为投资银行部的经理，我握着别人羡慕的薪水，顶着耶鲁本科，哈佛金融硕士的双藤校光环。

我的工位上，摆着年度优秀员工的水晶奖杯。

我一度以为，人生会沿着设定好的精英轨道一路狂奔。

中金的招聘门槛从来不是传说。

当年我过关斩将时，同批面试者非藤校即G5，经济或金融专业打底，还要有顶级投行暑期实习经历。

我在高盛纽约办公室的实习履历，是最终拿到offer的关键。

五年里，我熬过大大小小几十个案子。

从熬夜做财务模型到带队对接企业创始人，早就习惯了用数据和逻辑掌控一切。

却从没料到，人生会突然失控。

命运的转折，快得让人猝不及防。

先是父亲的精密仪器公司资金链断裂。

他一辈子要强，靠着技术起家。

却在下游客户拖欠货款，上游原材料涨价的双重挤压下撑不住了。

银行抽贷，供应商堵门，他不肯向我开口。

直到某天早上，他被员工发现倒在办公室。

脑溢血昏迷三天后，父亲终究没能醒过来。

父亲和爷爷一样，临终前的心愿都是回家，回到上虞安葬。

我送了父亲回家，处理后事。

刚把父亲的葬礼办完，就收到了部门总监的微信。

行业下行，并购业务萎缩，部门缩编，我这个不拉帮不站队，年包又比同事都高的经理，成了首当其冲的牺牲品。

总监语气委婉，对我说，“只是让你背绩效，以后有好机会再合作。”

可我清楚，在这个圈子里，被裁员的理由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已经成了弃子。

我没有说话，在人事谈话时，平静地接受了大礼包。

母亲那时总说，美国有笔信托能救急。

那是她和父亲早年攒下的2800万美元，7年前托付给了摩根大通私人信托，设立了不可撤销家族信托。

受益人是我，初衷是为我留一条后路。

她问我要不要一起回美国，我看着父亲的遗像，又翻到同学群里的消息，犹豫了。

美国的富豪同学依旧在晒度假照，可普通家境的发小告诉我，那边通胀率飙到近十年新高。

超市里的牛奶价格比去年涨了三成，曼哈顿上东区的房价因局势动荡疯涨。

他在那边做律师，租一套两居室要过三层担保，月薪大半都交了房租，买房更是天方夜谭。

我忽然开始怀疑。

我拼尽全力追求的牛校，好工作，精英生活，到底有什么意义？

那些熬夜熬出来的项目，背下来的财务模型，应酬时喝下去的酒。

既没能留住父亲的公司，也没能保住自己的工作，更没能给父母一个安稳的晚年。

我跟母亲说，我不回去了。

她没勉强，只说先去美国打理信托，等事情理顺了再回来。

她坐的是美利坚航空AA182航班，上海浦东飞纽约肯尼迪。

3月17日的航班，起飞后三小时，遭遇强气流引发机身解体，官方通报无一生还。

那不是国航的航班，没有完善的应急保障和家属安抚机制。

后续理赔拖了又拖，至今没有定论。

而我真正的绝望，是在处理母亲后事时，收到了摩根大通私人信托部的邮件。

邮件说，我家信托底层挂钩的私募股权项目违约，资金无法兑付。

附上的资产清单，全是模糊不清的空壳公司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