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石的商路进化史免费全章节_陈石陈建国的小说阅读

一、南下列车

1988年7月，从武昌开往深圳的247次列车硬座车厢里，挤满了南下的年轻人。

陈石靠窗坐着，膝盖上放着一只褪色的帆布包，里面装着他的全部家当：两套换洗衣服，一本《深圳经济特区暂行条例》小册子，武大计算机系的毕业证书，还有那张红色的、盖着“国家统一分配”印章的派遣单。

派遣单位是：深圳华强电子厂。国营，正处级，隶属于电子工业部。

“同学，也是去深圳？”对面坐着一个戴眼镜的男生，约莫二十四五岁，皮肤黝黑，说话带着广东口音的普通话。

“嗯，分配到华强电子厂。”陈石说。

“华强啊！”眼镜男眼睛亮了，“好单位！在福田，离华强北电子市场就两站路。我叫李文斌，中山大学无线电系的，分到赛格集团。”

车厢里很快形成了小圈子。这节车厢有一半是应届毕业生，目的地都是深圳。大家交换着信息，语气里混杂着兴奋、忐忑和对未来的憧憬。

“听说深圳工资高，普通工人一个月都有一百多。”

“特区补贴每月八十块呢！”

“我表哥在蛇口，说那边全是工地，到处在建楼。”

“香港电视能收到八个台……”

陈石安静地听着。他的思绪还停留在三天前的武汉站台上。苏梅来送他，两个人隔着车窗玻璃对视，谁也没说话。火车启动时，她忽然跑了几步，把一个信封塞进他手里。

信封里是一张照片——去年冬天在珞珈山拍的，雪地里，两个人并肩站着，距离不远不近。背面用她工整的小楷写着：“鹏城万里，勿忘初心。”

还有三百块钱。她知道他缺钱。

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单调而持久。陈石望着窗外飞逝的田野，从湖北到湖南，从湖南到广东，地势逐渐平坦，植被越来越茂盛。进入广东境内后，他开始看到一种完全不同的景象：大片的水田，芭蕉树，骑楼式的建筑，还有那些用繁体字和简体字混杂的招牌。

黄昏时分，列车广播响起：“旅客朋友们，前方到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深圳站。”

车厢里一阵骚动。所有人都挤到窗前，想看看这座传说中的城市。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密密麻麻的建筑工地。塔吊像钢铁森林一样矗立，未完工的高楼裸露着水泥框架，脚手架像蛛网般缠绕。然后是成片的低矮厂房，蓝色的铁皮屋顶在夕阳下反着光。最后是火车站本身——一座现代化的建筑，比武昌站新得多，也气派得多。

走出车厢的瞬间，热浪和湿气像一堵墙迎面撞来。七月的深圳，气温超过三十五度，湿度百分之九十，空气黏稠得能拧出水。

“陈石！这边！”

接站的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穿着短袖白衬衫，黑色西裤，腋下夹着公文包。他举着写有“华强电子厂”字样的纸牌，声音洪亮。

“我是厂办的王主任，王建国。”男人握了握陈石的手，手掌粗糙有力，“一路辛苦。车在外面，我们先去厂里报到。”

面包车驶出车站，开上深南大道。陈石被窗外的景象震撼了。

这是他第一次看见如此宽阔的道路——双向八车道，中间有绿化隔离带，路灯是别致的海鸥造型。路两旁的高楼正在拔地而起，有些已经封顶，玻璃幕墙在夕阳下闪闪发光。到处都是工地，打桩机的声音此起彼伏，搅拌车呼啸而过。

但最让陈石印象深刻的是速度。行人走路快，自行车蹬得快，汽车开得快。整个城市像一台开足马力的机器，轰鸣着向前冲。

“那是国贸大厦，”王主任指着远处一栋高耸的建筑，“五十三层，全国第一高楼。三天一层，深圳速度！”

“三天一层？”陈石难以置信。

“对！去年封顶的，现在是最高的旋转餐厅，能看到香港。”王主任语气里透着自豪，“小陈，你来对地方了。深圳，一天一个样。”

车子拐进一条相对安静的路，两旁是整齐的厂房。大门上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深圳华强电子厂”。

厂区比陈石想象的要旧。三栋四层楼房，外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常见的水刷石，已经有些发黑。院子里停着几辆货车，工人们正从车上卸货——纸箱上印着“集成电路”“电容器”等字样。

“咱们厂主要生产收音机、录音机，还有电视机的配件。”王主任一边带路一边介绍，“你是计算机专业，分到技术科，搞自动化改造。宿舍在三楼，四人一间，有风扇。”

宿舍比大学宿舍还简陋：四张铁架床，一张旧木桌，两个铁皮柜。水泥地面，墙上有漏水的痕迹。好在有独立卫生间，虽然很小。

同屋的三个人已经到了。一个是湖南来的技术员张工，四十多岁；两个是本地招的青工，一个叫阿强，一个叫阿明。

“陈技术员，”张工热情地握手，“欢迎欢迎。你是大学生，以后多指点。”

晚上在食堂吃饭，陈石再次感受到差距。饭菜比大学食堂好，有肉有菜，但价格也贵——一顿要五毛钱。他打了一份最便宜的快餐：米饭加一个青菜，三毛钱。

吃饭时，他听见隔壁桌两个干部模样的人在议论：

“……香港那边的订单又增加了，要五万台收音机。”

“生产线跟不上啊，老设备一天只能装八百台。”

“所以要改自动化。新来的大学生不是计算机专业的吗？让他想想办法。”

陈石默默听着，心里有了数。这就是他的工作：改造生产线，提高效率。

吃完饭，他回到宿舍，给苏梅写信。信写得很长，描述了一路上的见闻，深圳的震撼，工厂的情况。写到一半，他停下笔，看着窗外深圳的夜空。

这里看不到星星——城市的灯光太亮。远处工地的探照灯划破黑夜，打桩机还在工作，咚，咚，咚，像这座城市的心跳。

他忽然想起父亲送他时说的话：“到了深圳，多看，多学，少说话。特区是试验田，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陈石在信的最后写道：“苏梅，我觉得自己站在了一个新时代的门槛上。门后是什么，我还不知道。但我想进去看看。”

二、两种速度

华强电子厂的生产线在二楼。一条五十米长的传送带，两侧坐着三十几个女工，每个人面前有一个小工作台，上面堆着电路板、电阻、电容、晶体管。

陈石第一天上岗，车间主任老李带他参观。

“这是插件工序。”老李指着一个女工，“她负责插电阻，一天要插五千个。这是焊接工序，用烙铁手工焊。这是调试工序，测试收音机能不响……”

陈石仔细观察。生产线确实原始：所有工序都是手工作业，效率低下，而且质量不稳定。一个女工稍微分心，就可能插错元件，导致整块板子报废。

“李主任，有没有考虑过自动化？”陈石问。

“想过啊！”老李叹气，“厂里去年从日本引进了一条二手自动化线，花了一百多万。结果呢？没人会操作，零件坏了没处配，现在躺在仓库里生锈。”

陈石心里一动：“能让我看看那条线吗？”

仓库在厂区最里面，是个铁皮棚子。推开门，灰尘扑面而来。一条二十米长的自动化生产线静静躺在那里，覆盖着厚厚的灰尘和蜘蛛网。

陈石蹲下身，仔细查看设备。虽然是二手货，但保养得不错，关键部件都还在。控制柜上的标签是日文，他勉强能认出“三菱”“PLC”“1982年制”等字样。

“这是可编程逻辑控制器。”陈石指着控制柜，“相当于生产线的大脑。如果能让它重新动起来，效率能提高三倍以上。”

老李眼睛亮了：“小陈，你真懂这个？”

“在学校学过类似的，原理相通。”

“那……你能修好它吗？”

“我可以试试。”陈石谨慎地说，“但需要时间，可能需要买一些替换零件，还要翻译日文手册。”

老李一拍大腿：“我马上向厂长汇报！你要是能修好这条线，就是立了大功！”

汇报很顺利。厂长姓刘，五十多岁，是从内地调来的老干部，对技术一窍不通，但懂得效率就是金钱的道理。

“小陈同志，厂里全力支持你！”刘厂长握着陈石的手，“需要什么零件，写单子给采购科。需要人手，从车间调。只有一个要求：尽快！”

于是陈石开始了他的第一个项目：复活一条被遗弃的自动化生产线。

白天，他泡在仓库里，拆卸、清洗、检测每一个部件。晚上，他翻译日文手册——借了一本日汉词典，一个字一个字地啃。宿舍没有桌子，他就趴在床上工作，蚊香在旁边燃着，驱赶着成群的蚊子。

第一个星期，他摸清了设备的基本结构。第二个星期，他找到了故障点：PLC的一个输出模块烧了，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损坏，还有几个传感器失灵。

零件清单报上去，采购科的老王皱起眉头：“小陈，这些进口件不好买啊。”

“那就去香港买。”陈石说。

“说得轻巧。”老王摇头，“要去香港，得办通行证，要外汇，要……”

“我去。”陈石打断他，“我会说一点英语，看得懂技术资料。而且我知道这些零件在哪里能买到——香港的鸭寮街电子市场。”

老王惊讶地看着这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你连鸭寮街都知道？”

“来之前做了功课。”陈石平静地说。

这不是假话。在得知分配到深圳后，他就开始研究香港的电子市场。鸭寮街是二手电子元件的集散地，很多内地工厂需要的进口件都能在那里找到，而且价格便宜。

刘厂长最终批准了。特事特办，给陈石办了一张为期三天的临时通行证，批了五千港币的外汇额度。

“小陈，这可是厂里宝贵的外汇。”刘厂长语重心长，“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

“我明白。”陈石郑重地点头。

三、一河之隔

去香港那天，陈石起得很早。六点半在罗湖口岸排队，七点开关时，他已经站在了香港一侧。

眼前的景象让他呼吸一滞。

如果说深圳是蓬勃的工地，香港就是成熟的都市。高楼更加密集，街道更加整洁，车辆更加豪华。女人们穿着时髦的连衣裙，高跟鞋踩在人行道上咔咔作响。巨大的霓虹灯招牌即使在白天也亮着，上面是繁体字和英文。

更冲击的是声音。双层巴士的引擎声，叮叮车的铃声，粤语、英语、普通话混杂的喧闹声，还有商店里传出的流行歌曲——陈石听出来是张国荣的《无心睡眠》。

他按照事先查好的路线，坐地铁到深水埗站。走出地铁口，就是鸭寮街。

这条街只有三百米长，却聚集了上百家电子店铺。街道两旁是密密麻麻的摊位，上面堆满了各种电子元件：电阻电容像米粒一样装在塑料袋里，集成电路芯片装在防静电管里，二手电视机、录像机、音响堆成小山。

空气里弥漫着松香味、塑料味和汗味。店主用粤语吆喝着，顾客们蹲在摊位前挑挑拣拣。

陈石深吸一口气，走进这片电子海洋。

他要找的零件很专业：三菱FX系列PLC的输出模块，松下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欧姆龙的光电传感器。问了几家店，要么没有，要么要价太高。

中午时分，他走进一家看起来比较正规的店铺。店面不大，但货架摆放整齐，元件都贴有标签。店主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师傅，戴着头灯式放大镜，正在修理一块电路板。

“老板，有没有三菱PLC的模块？”陈石用生硬的粤语问。

老师傅抬起头，透过放大镜看他：“后生仔，要哪个型号？”

“FX-16EYT。”

“有。”老师傅从柜台下拿出一个盒子，“日本原装，八成新，三百港纸。”

陈石检查了一下，确实是正品，触点没有氧化痕迹。

“能便宜点吗？”

“二百八，最低了。”

陈石又买了编码器和传感器，总共花了八百五十港币。比预算少，他松了一口气。

正要离开时，老师傅叫住他：“后生仔，你是内地工厂的吧？”

“您怎么知道？”

“来买这些工业件的，大部分都是。”老师傅笑笑，“最近很多内地客来买元件，修旧设备。省啊，买新的要贵十倍。”

陈石点点头：“是，我们厂有条日本线坏了，想修好继续用。”

“明智。”老师傅竖起大拇指，“日本设备质量好，保养得当用二十年没问题。你们内地现在缺的就是技术，会修的人少。”

“您这边……经常有内地客人来？”

“多啦。”老师傅从抽屉里拿出一本通讯录，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名字和电话，“你看，广州的、东莞的、深圳的、珠海的……都是我的客户。有些厂子没有外汇指标，就用人民币私下换，我帮他们带货过去。”

陈石心里一动。这是个信息：内地工厂对进口元件的需求很大，但正规渠道少，价格高。如果能建立一条稳定的供货渠道……

“老板，如果我想长期采购，您能给什么价？”

老师傅重新打量他：“长期？多长？量多大？”

“刚开始可能不多，但如果我们厂修好了，其他厂看到效果，可能也会来找我帮忙。到时量就大了。”

老师傅笑了：“后生仔有眼光。这样，我给你张名片，以后要什么，打电话给我。量大从优，而且……”他压低声音，“我可以用人民币结算，汇率比官方划算。”

陈石接过名片：黄记电子，黄炳坤。下面有店铺电话和传呼机号码。

“谢谢黄老板。”

“不客气。”黄炳坤拍拍他的肩膀，“我看你是个做事的后生。香港内地，一河之隔，以后往来会越来越多。你懂技术，懂两边行情，有机会的。”

走出鸭寮街时，陈石手里拎着沉甸甸的零件袋，脑子里却装满了比零件更重的东西。

他看到了差距——技术的差距，管理的差距，商业意识的差距。香港的电子市场如此成熟，如此高效，而内地还在为一条二手生产线发愁。

但他也看到了机会。差距就是机会。懂技术、懂两边行情的人，可以把香港的东西带到内地，把内地的需求反馈给香港。

回到深圳时已是傍晚。过关时，他回头看了一眼香港的灯火。那片璀璨的光芒倒映在深圳河上，仿佛触手可及，又仿佛遥不可及。

但他知道，河再宽，也有桥。技术就是桥，商业就是船。

而他，已经踏上了第一块桥板。

四、生产线复活

零件买回来后，陈石开始了真正的攻坚。

PLC模块安装，编码器更换，传感器校准，程序调试……每一步都遇到问题。最大的难点是PLC程序——原有的程序丢失了，必须重新编写。

陈石没学过三菱PLC的编程语言，但基本原理相通。他借来一本英文的PLC编程手册，白天调试硬件，晚上研究软件。宿舍里没有电脑，他只能在纸上写梯形图，第二天到现场手动输入。

一个星期后，程序框架搭好了。但第一次试运行时，传送带刚启动就停了——传感器检测到错误，紧急停机。

“哪里出问题了？”老李紧张地问。

陈石盯着控制面板上的指示灯：“应该是物料检测传感器太敏感，把正常的振动当成了异常。”

“那怎么办？”

“调整灵敏度，或者加一个延时。”

又调试了三天。这期间，陈石几乎住在车间里。困了就在长椅上躺一会儿，饿了吃食堂送来的盒饭。手上被烙铁烫了好几个泡，衣服上沾满了油污。

但进步是看得见的。传送带能稳定运行了，机械臂能准确抓取工件了，焊接机能在正确的位置点火了。

第七天下午，陈石按下启动按钮。

生产线缓缓启动。传送带平稳前进，机械臂准确地将电路板从料架上取出，放在工位上。插件头下降，将电阻插入指定的孔位。然后板子移动到下一站，焊接机自动焊接。接着是测试站，探针接触测试点，仪表显示参数正常。

一块完整的电路板从生产线末端出来，用时四十五秒。而手工生产线，完成同样一块板子需要三分钟。

“成功了！”老李激动得大喊。

车间里响起掌声。工人们围过来，好奇地看着这条“复活”的生产线。女工们小声议论：“以后是不是不用我们手工插了？”“那咱们会不会下岗？”

陈石听见了这些议论。他找到刘厂长：“厂长，生产线自动化了，但有些精细工序还是需要人工。而且产量上去了，需要更多的质检和包装工。工人们不会下岗，只是换岗位。”

刘厂长点头：“小陈考虑得周到。这样，你负责培训，让一部分工人转岗操作新设备，一部分转到质检和包装。”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陈石成了培训老师。他教工人们如何操作控制面板，如何更换物料，如何处理简单故障。这些女工大多是初中毕业，但学习很认真，笔记记得密密麻麻。

“陈技术员，这个红灯亮了是什么意思？”

“陈技术员，换料时要按哪个按钮？”

“陈技术员，我这样做对吗？”

陈石耐心地一一解答。他发现，这些工人都很聪明，只是缺乏系统培训。有个叫阿娟的女工，才十八岁，学得最快，第三天就能独立处理常见故障了。

“陈技术员，你懂的真多。”一次休息时，阿娟羡慕地说，“我也想学技术。”

“你可以学啊。”陈石说，“晚上有夜校，教电子技术的。”

“真的？贵不贵？”

“一个月十块钱。”

阿娟眼神黯淡了：“那算了。我一个月工资才六十块，要寄四十块回家。”

陈石沉默了。他想起了自己在家乡的妹妹，如果她有机会，会不会也像阿娟一样？

生产线正式投产那天，厂里开了个小型庆祝会。刘厂长宣布：“经过陈石同志的努力，我厂第一条自动化生产线成功投产！效率提高三倍，次品率降低百分之八十！经厂党委研究决定，给予陈石同志一次性奖励两百元，并晋升为技术科副科长！”

掌声雷动。陈石接过装着奖金的信封，心里却没有太多喜悦。

两百元，是他四个月的工资。但在香港，这只是黄老板店里一个高级示波器的零头。

差距，还是差距。

晚上，陈石给家里写信。他寄了一百五十块钱回去，只留了五十。在信里，他描述了生产线的成功，但更多的是写香港见闻，写差距，写困惑。

“爸，妈，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也看到了很多。我们和世界的差距，比想象中大。但正因为有差距，才有追赶的空间。我不知道自己能做多大，但我想试试。”

信寄出后，他去了华强北。

五、华强北的夜晚

华强北不是一条街，而是一片区域。白天这里是正规的电子市场，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电子表……各种电子产品琳琅满目。

但到了晚上，华强北露出另一副面孔。

晚上八点以后，正规店铺陆续关门。然后，另一种生意悄然开场。人行道上出现了一个个地摊，摊主从编织袋里拿出货物：集成电路芯片，电脑内存条，二手硬盘，甚至整台的进口电脑。

买家也出现了——有像陈石一样的技术员，有小工厂的采购，有个体户老板。交易在昏暗的路灯下进行，低声讨价还价，现金交易，没有发票。

陈石第一次来是好奇。他想看看，除了正规渠道，深圳的电子元件还有什么流通方式。

他很快发现了门道：这些地摊货。有些是正品，有些是翻新货，有些干脆就是假货。价格比正规渠道便宜一半甚至更多，但质量没保证。

“老板，这个8088 CPU怎么卖？”陈石在一个摊位前蹲下。

摊主是个精瘦的年轻人，打量了他一下：“正宗的Intel，一百五。”

“能便宜点吗？”

“你要多少？”

“先要两个。”

“一百三一个，最低了。”

陈石检查芯片，确实是Intel原装，引脚没有重新焊过的痕迹。这个价格比香港黄老板那里还便宜。

“你是哪个厂的？”摊主问。

“华强电子。”

“哦，国营厂。”摊主语气里带着点不屑，“你们厂采购科的王胖子也常来，拿回扣拿得手软。”

陈石心里一惊。他知道采购科有猫腻，但没想到这么公开。

“你不怕被抓？”他问。

“抓？”摊主笑了，“抓得完吗？海关那边放一点，边防那边放一点，大家都吃饭。再说了，现在特区搞建设，需要这些元件，正规渠道又买不到，不靠我们靠谁？”

这话让陈石陷入沉思。确实，内地急需电子元件发展产业，但外汇有限，进口管制严。地下市场填补了这个空白，虽然不合法，但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技术传播和产业发展。

“兄弟，看你也是懂行的。”摊主凑近些，“要不要合作？你厂里需要什么，我帮你搞，价格绝对优惠。你拿点介绍费，大家都好。”

陈石摇摇头：“不用了，谢谢。”

“别急着拒绝。”摊主递给他一张名片，“想通了找我。我叫张猛，这一带都叫我猛子。”

陈石接过名片：张猛，后面是一个传呼机号码。

离开华强北时已近午夜。陈石走在回厂的路上，脑子里乱糟糟的。

一方面，他为生产线的成功高兴，那是正规的、光明的成绩。另一方面，华强北的夜色让他看到了另一种现实：灰色地带，潜规则，游走于法律边缘的生意。

他想起父亲的话：“有些事，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

现在他好像开始明白了。世界不是非黑即白，在灰色地带里，有生存的智慧，也有堕落的诱惑。

回到宿舍，同屋的张工还没睡，正在看一份文件。

“小陈，回来了？”张工摘下老花镜，“正好，有件事想跟你说。”

“什么事？”

“我有个朋友，在蛇口开个小电子厂，做计算器。他需要懂技术的人帮忙调试生产线，按天算钱，一天二十块。你愿意去吗？”

陈石愣住了。一天二十块，相当于他四天工资。

“这……算私活吧？”

“算。”张工坦白地说，“厂里很多人都在外面接私活，只要不影响本职工作，领导睁只眼闭只眼。怎么样，去不去？”

陈石只犹豫了三秒钟：“去。”

六、蛇口的野草

蛇口比福田更靠近海，空气中能闻到咸腥味。这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就诞生在这里。

张工的朋友姓林，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原来在汕头国营厂当科长，两年前辞职下海，在蛇口租了个五百平米的厂房，雇了二十个工人，生产简易计算器。

“陈技术员，久仰久仰。”林老板很热情，“张工说你厉害，连日本生产线都能修好。我这条线是台湾的二手货，问题不断，你帮我看看。”

生产线比华强电子厂的更简陋，但问题更复杂：电路设计有缺陷，元件质量差，工艺控制不严。

陈石花了一整天时间，重新设计了电源部分，更换了劣质电容，调整了焊接温度。第二天，生产线的良品率从百分之五十提高到百分之八十。

“神了！”林老板拍着陈石的肩膀，“小陈，你要不要来我这儿干？我给你开一个月三百！”

三百，是国营厂五倍的工资。

陈石摇头：“谢谢林老板，但我暂时不想离开华强。”

“理解，理解。”林老板也不强求，爽快地付了四十块工钱，“这样，以后我这儿有问题就找你，按次付费。另外……”

他压低声音：“我有些朋友也想找技术顾问，你愿不愿意接？一次三十到五十，看难易程度。”

陈石想了想：“可以，但只能在周末。”

“没问题！”

从此，陈石的周末忙碌起来。他坐中巴穿梭于深圳各个工业区：蛇口、八卦岭、水贝、车公庙……见过各种各样的老板：有像林老板这样国营厂下海的，有香港人来投资的，有本地村民集资办厂的。

他们的问题五花八门：生产线故障，产品质量不稳定，想开发新产品但不懂技术，想引进设备但怕被外商坑……

陈石像一块海绵，疯狂吸收着知识。他看到了国营厂的僵化和民营厂的灵活，看到了香港人的精明和内地人的坚韧，看到了技术的价值和商业的残酷。

一次，他为一家港资电子表厂解决了一个技术难题。老板很高兴，请他在香格里拉大酒店吃饭。

那是陈石第一次进五星级酒店。大理石地面光可鉴人，水晶吊灯璀璨夺目，穿旗袍的服务员微笑着引座。菜单上的价格让他心惊：一杯橙汁要十块钱，相当于他一天工资。

“陈生，这次多亏你。”老板姓郑，五十多岁，香港人，“我的表厂一个月能多赚五万港币。这是你的酬劳。”

他推过一个信封。陈石打开一看，是一千港币。

“郑老板，这太多了……”

“不多。”郑老板摆摆手，“你的技术值这个价。对了，你有没有兴趣做更大一点的事？”

“什么事？”

“我在香港有个贸易公司，专门做电子元件进出口。”郑老板压低声音，“现在内地需求大，但很多人不懂，经常买到假货次品。如果你能帮我做内地的技术顾问，鉴定货品，开发客户，我给你一成利润。”

陈石心跳加速了。一成利润是多少？他不知道，但肯定比现在多得多。

“我需要做什么？”

“很简单。内地客户要买什么，你帮我确认技术规格，保证货品对版。货到了，你帮忙验货。偶尔跑跑客户，介绍生意。”

听起来不难，但陈石知道这背后的风险：这是在走私的边缘跳舞。一旦出事，就不是丢工作那么简单。

“郑老板，我需要考虑一下。”

“当然，当然。”郑老板微笑，“不急。不过陈生，你要明白，现在深圳机会多，但窗口期不会太长。等大家都明白了，就轮不到你了。”

那天晚上，陈石失眠了。他站在宿舍窗前，看着深圳的夜空。

来深圳三个月，他挣到了过去想都不敢想的钱：厂里工资加补贴一个月一百二，周末私活一个月能挣两百左右，加起来三百多。寄给家里一百五，自己还能存一百多。

但他也看到了更大的世界：香港老板的奢华生活，蛇口老板的豪车别墅，华强北摊主日进斗金的传说。

差距不仅在技术，更在财富，在生活方式，在人生可能性。

他想起了苏梅。上周收到她的信，她考上了武汉大学的研究生，继续学计算机。信里写着她对算法的思考，对新技术的兴趣，纯粹的学术热情。

而自己呢？满脑子是钱，是生意，是差距。

陈石忽然感到一种撕裂感。一方面，他渴望知识和技术的纯粹；另一方面，他被商业世界的金钱和机会深深吸引。

这两个自己，哪个才是真实的？

七、第一个合伙人

十月的一个周末，陈石在华强北又遇到了张猛。

这次张猛不是在摆摊，而是在一家新开的小店里。店面不到十平米，货架上摆着各种电子元件，墙上贴着“专业供应集成电路”的招牌。

“哟，陈技术员！”张猛热情地招呼，“进来坐。”

“你开店了？”陈石有些惊讶。

“刚开，小本生意。”张猛递过一支烟，“还是要谢谢你们这些国营厂的技术员照顾生意。”

陈石摆摆手，表示不抽烟。他环视小店，货品很全，从基础的电阻电容到高级的CPU内存都有。

“生意怎么样？”

“马马虎虎。”张猛说，“不过比摆地摊强，至少有个固定地方。对了，你上次说在华强电子厂，具体做什么？”

陈石简单说了说生产线改造的事。

张猛眼睛亮了：“你会修日本设备？厉害啊！我这边有几个客户，都是小电子厂，买了二手日本设备不会用，你能不能帮忙看看？费用好说。”

“可以，但我只有周末有时间。”

“周末也行！”张猛从抽屉里拿出一叠名片，“这些都是我的客户，你先挑，剩下的我介绍给别人。”

陈石接过名片，大概有二十几家，都是深圳的小电子厂、私营企业。

“这么多？”

“这还算少的。”张猛得意地说，“深圳现在有多少小电子厂你知道吗？至少两千家！大部分是港资、台资，还有本地人开的。设备买进来，不会用，修不好，急得要死。你要是能解决这个问题，生意做不完。”

陈石心动了。这不是单纯的私活，而是可以做成一个业务。

“张老板，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可以合作？”

“怎么合作？”

“你负责接单，我负责技术。收入五五分成。”

张猛盯着陈石看了几秒，突然大笑：“陈技术员，你比我想的有胆量！好，就五五分成！不过，咱们得签个协议，正规点。”

第二天，两人在张猛的店里签了一份简单的合作协议。陈石用化名“陈工”，张猛用真名。协议规定：张猛负责市场接单和收款，陈石负责技术服务和交付，收入扣除成本后五五分成。

第一个客户是宝安的一家台资电子厂，做电话机的。他们从日本进口了一套二手贴片机，安装后一直无法正常工作，耽误了订单交付。

陈石去了现场。问题比想象中复杂：设备本身没问题，但供电不稳，车间的电压波动太大，导致控制系统频繁重启。

“需要加装稳压器。”陈石诊断，“另外，气源压力也不够，要增加空压机。”

“要多少钱？”台湾老板焦急地问。

“稳压器大概两千，空压机一千五，安装调试费五百。”

“四千？”老板犹豫了，“能不能便宜点？”

“这是最低配置了。如果不解决，这台设备就是废铁，您可是花了八万买的。”

老板咬咬牙：“行！多久能搞好？”

“一个星期。”

陈石没有找厂里的采购科——他知道回扣的规矩。而是直接联系了香港的黄老板，请他帮忙采购稳压器和空压机。黄老板报价三千二，加上运费关税，成本三千五。

一个星期后，设备调试成功。台湾老板很满意，爽快地付了四千五——多给了五百当红包。

按照协议，扣除成本三千五，利润一千。张猛和陈石各分五百。

五百元！相当于陈石四个月的工资。

分钱时，张猛感慨：“陈工，咱们这生意有得做。深圳现在就是个大型工地，到处是机会，就看谁有本事抓住。”

陈石握着厚厚的五百元钞票，手心出汗。这是他第一次凭商业合作赚到这么多钱。

“张老板，我想扩大业务。”他说。

“怎么扩大？”

“我们不应该只做维修，还可以做技术培训，做设备选型咨询，甚至……代理销售。”

张猛眼睛亮了：“代理？你是说……”

“很多小厂想买设备，但不懂行，怕被坑。我们可以做中间人，帮他们选型，谈判，安装调试，收服务费。”

“这个主意好！”张猛一拍大腿，“我认识几个香港的设备商，一直想进内地市场，但找不到可靠的人。咱们可以做他们在内地的代理！”

两人越聊越兴奋，一直聊到深夜。最后决定：陈石继续在国营厂上班，保持稳定身份；张猛全职跑业务，建立客户网络。先从维修和技术服务做起，积累信誉和客户，再逐步扩展到设备代理。

临走时，张猛送陈石到门口：“陈工，咱们这是创业了。虽然小，但走出了第一步。”

陈石点头：“第一步。”

回厂的路上，陈石脚步轻快。五百元在口袋里沉甸甸的，但更沉的是对未来的一种确信感。

他找到了自己的路：不是完全脱离体制，也不是完全沉溺于灰色地带。而是站在体制和市场的交界处，用技术搭建桥梁，用商业创造价值。

深圳的夜空下，这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第一次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方向。

八、价值的重估

生意做起来后，陈石的时间被彻底分割成了两半。

白天，他是华强电子厂技术科副科长陈石，穿着工作服，泡在车间里，解决生产问题，培训工人，写技术报告。他的工作得到认可，厂长多次在大会上表扬，年底可能还会评先进。

晚上和周末，他是“陈工”，深圳小电子厂圈子里的技术高手。他穿梭于各个工业区，解决技术难题，培训操作工，甚至参与新产品的开发设计。他的名声传开了，有些老板开始直接打电话到厂里找他——当然，他用的是化名。

收入的变化是最直观的。到1988年底，陈石的月收入已经超过一千元。他寄回家五百，自己存三百，花两百。花销主要是买书——技术书籍，商业书籍，还有英文原版书。深圳书店的进口书柜成了他常去的地方。

但更大的变化在内心。

十一月的一天，陈石接到一个特殊的求助。求助者是广州一家国营大厂的副总工程师，姓周，五十多岁，是行业内知名的专家。

“陈工，我听说你懂日本设备。”周工在电话里说，“我们厂从日本引进了全套的彩电生产线，花了三百万美元。安装调试了半年，良品率只有百分之六十，远达不到合同承诺的百分之九十五。日本专家来了三次，都说我们操作不当，但就是解决不了问题。”

陈石去了广州。那是一家万人大厂，气派的厂门，整齐的厂房，比华强电子厂大了十倍不止。

生产线确实先进：全自动的贴片机，多温区的回流焊炉，自动光学检测仪，都是当时最先进的设备。但问题也确实严重：电路板经过回流焊后，总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焊点虚焊或桥接。

日本专家坚持认为是操作问题：车间洁净度不够，焊膏保存不当，温湿度控制不好。但厂里按照日方要求整改了无数次，问题依旧。

陈石在生产线旁观察了两天。第三天，他提出了一个被所有人忽略的问题：“周工，你们的电路板设计，是不是改过？”

周工一愣：“改过。原设计是日本提供的，但我们根据国内元器件供应情况，做了局部调整。”

“能不能把原设计和修改后的设计图都给我看看？”

对比图纸后，陈石找到了问题：厂里的工程师为了适应国产元器件的尺寸，修改了几个关键元件的焊盘设计。但修改时没有考虑热容量的变化——新设计的焊盘面积变小了，热容量降低，在同样的回流焊温度曲线下，热量不够，导致焊锡不能完全熔化。

“问题出在设计，不在工艺。”陈石说，“只要调整回流焊的温度曲线，针对不同焊盘设置不同温度，就能解决。”

周工半信半疑。但死马当活马医，他让陈石调整了温度曲线。

结果令人震惊：良品率从百分之六十直接飙升到百分之九十二！

“神了！”周工握着陈石的手，“陈工，你救了我们厂！这套生产线要是报废了，我这个副总工也不用当了！”

厂里要重谢陈石。周工问他要多少。

陈石想了想：“周工，我不要钱。我有个请求。”

“你说。”

“我想调阅这条生产线的所有技术资料，包括日文原版的。我想学习。”

周工愣住了，然后大笑：“好！好！年轻人，有追求！这样，我不仅给你资料，还聘请你为我们厂的技术顾问，一个月来一次，指导工作。月薪五百，怎么样？”

陈石答应了。不是因为五百元——他现在不缺这个钱。而是因为那些技术资料，因为能持续接触最先进的设备，因为能和周工这样的专家交流。

这件事让陈石重新思考了“价值”。

在华强北，价值是明码标价的：一个芯片多少钱，修一台设备多少钱，介绍一笔生意抽多少成。简单，直接，赤裸裸。

但在广州这家大厂，价值是另一种东西：是解决一个困扰半年的技术难题，是挽救三百万美元的投资，是让一套先进设备真正发挥作用。这种价值很难用金钱衡量，但它的分量更重。

陈石开始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业务结构。他减少了纯粹为了赚钱的维修单，增加了技术咨询和培训业务。他不再满足于解决具体问题，而是开始研究行业趋势，学习先进的管理方法，思考如何把国外经验本土化。

张猛对此不理解：“陈工，维修来钱快啊。培训一次才收几百块，还要准备教材，多费劲。”

“猛子，眼光放长远点。”陈石说，“维修是救火，永远被动。培训是防火，还能建立长期关系。而且，通过培训，我们能了解客户的需求，发现更多的机会。”

事实证明陈石的判断是对的。1989年春节前，一个接受过培训的老板找到他：“陈工，我们厂想扩大规模，需要买新的贴片机。你能帮我们选型吗？代理费按行规，百分之五。”

这套设备总价八十万，代理费四万。陈石分到两万。

张猛收到钱时，手都在抖：“两万……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

陈石却很平静：“猛子，这只是开始。”

春节，陈石没有回家。他给家里寄了三千块钱——这在老家是一笔巨款。在信里，他写道：“爸，妈，我在深圳很好。钱不用省，该花就花。妹妹的学费我全包了，让她好好读书。”

除夕夜，他一个人在宿舍。窗外传来零星的鞭炮声——深圳禁放鞭炮，但还是有人偷偷放。

他拿出苏梅的照片，放在桌上。又拿出那本红色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那里记录着他的第一笔生意：卖蒲公英根，收入一毛七分钱。

四年半，从一毛七分到两万。翻了十万倍。

但这个数字没有让他兴奋，反而让他感到一种沉重的责任。钱越多，责任越大。技术越深，影响越广。

他想起了王老师的话：“技术本身不值钱，技术能解决的问题才值钱。”

现在他要思考的是：他的技术，要解决什么问题？是帮助小老板多赚钱，还是帮助大厂提高效率？是促进产业发展，还是仅仅让自己致富？

没有答案。至少现在没有。

深夜，陈石推开窗户。深圳的冬夜并不冷，空气中飘着海的味道。远处，国贸大厦的灯光在夜空中勾勒出傲人的轮廓。更远处，香港的灯火如星河般璀璨。

这座年轻的城市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成长。而他，这个来自皖北农村的年轻人，也在这成长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他知道，这还只是开始。华强电子厂的工作，张猛的合作，私活的收入，都只是跳板。他真正想要的，还没有开始。

但方向已经清晰：用技术创造价值，用商业实现理想，在这片沸腾的南海之滨，留下自己的印记。

1989年的钟声即将敲响。对陈石来说，那不仅是新年的开始，更是一个新时代的序幕。

他准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