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石陈建国刚才最新章节_陈石的商路进化史在线阅读

一、思想的囚徒

1989年春天，陈石在华强电子厂的第四车间发现了一个秘密仓库。

那是在一次设备检修时，他偶然推开一扇锈死的铁门。门后不是设备间，而是一个约五十平米的仓库，堆满了落满灰尘的木箱。打开其中一个，里面是崭新的日立牌双卡录音机，包装完好，生产日期是1985年。

“这些是……”陈石问陪同的仓库管理员老吴。

老吴脸色变了变，压低声音：“陈科长，您就当没看见。”

“为什么？”

“这些都是‘计划外产品’。”老吴左右看看，确认没人才继续说，“厂里每年有生产计划，但实际产能超出计划的部分，按规定要上报。可报上去，要么被调拨走，要么算明年任务。所以……就藏起来了。”

陈石数了数，这样的箱子有上百个。按市价，一台双卡录音机四百元，这里至少值二十万。

“藏起来干什么？”

“等机会。”老吴神秘地说，“等市场价涨，或者……有其他用途。”

陈石没再问下去，但这件事像一根刺，扎进了他心里。

回到办公室，他看着墙上挂着的“先进单位”“红旗车间”锦旗，第一次感到一种深刻的荒谬。厂里在明面上喊着“增产节约”“为国创汇”，暗地里却在囤积产品，等待时机变现。而工人们拿着微薄的工资，在老旧的生产线上挥汗如雨。

更让他困惑的是自己的处境。作为技术科副科长，他的月工资加补贴涨到了一百八十元，在厂里已经是高收入。周末的“私活”平均每月能带来一千元以上的额外收入，张猛那边的合作也步入正轨，上个月分红就有三千。

但他被困住了。厂里的工作占据了他最好的精力和时间，那些重复性的技术问题、繁琐的报表、无穷无尽的会议，正在一点点消磨他的热情和创造力。

三月底的一天，刘厂长把他叫到办公室。

“小陈，坐。”刘厂长笑眯眯地递过一支烟，“有个好事找你。”

“什么事？”

“厂党委研究了，准备提拔你当技术科正科长。”刘厂长吐出一口烟，“你年轻，有技术，有干劲，是咱们厂重点培养的苗子。好好干，过几年提副厂长也不是不可能。”

陈石愣住了。正科长，行政级别正科，在国营厂里是中层干部，多少人熬一辈子都到不了这个位置。他才二十三岁。

“厂长，我……”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刘厂长摆摆手，“觉得自己年轻，资历浅，怕别人不服。放心，有厂里支持。不过……”他话锋一转，“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把你外面的那些‘私活’停掉。”刘厂长盯着他，“有人反映，你周末在外面接活，影响工作。虽然我个人理解，年轻人想多挣点钱，但厂里有厂里的规矩。”

陈石心里一沉。原来厂里早就知道。

“厂长，那些技术咨询不影响厂里工作，而且能让我接触到最新的……”

“我知道，我知道。”刘厂长打断他，“但人言可畏。你要当科长，就得注意影响。再说，厂里给你提干、分房，待遇不会差。眼光要放长远。”

谈话结束后，陈石在办公室坐了很久。窗外是厂区的篮球场，几个青工在打球，汗水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更远处，深圳的城市天际线正在一天天拔高，国贸大厦像一枚银针，刺向蔚蓝的天空。

他想起上周去蛇口，林老板刚买了一辆崭新的桑塔纳，黑色的车漆亮得能照出人影。“陈工，这车不错吧？十八万。”林老板拍着方向盘，“只要你敢闯，在深圳，什么都有可能。”

敢闯。

这个词像锤子一样敲在陈石心上。

他打开抽屉，拿出那本红色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上面记录着最近的收支：上月总收入四千三百元，其中厂里工资一百八，私活一千二，张猛分红两千，技术咨询费一千。

四千三，相当于厂里两年的工资。

但刘厂长让他放弃这一切，换取一个正科长的位置，和将来可能的分房、提干。

值得吗？

二、汉卡之殇

四月中旬，陈石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开发自己的产品。

这个想法来自一次香港之行。在鸭寮街，他看到一种叫“汉卡”的东西卖得特别火——就是他在大学时尝试过的那种汉字显示扩展卡。但现在的汉卡已经进化了，不仅支持显示，还内置了汉字输入法和打印机驱动。

“这是台湾产的‘仓颉汉卡’，一张卖八百港币。”黄老板介绍，“还有这个，香港本地产的‘简易汉卡’，三百港币。内地需求大得很，很多单位买了电脑，发现不能处理汉字，急得团团转。”

陈石检查了这两种汉卡。台湾产的技术先进，但价格太高；香港产的便宜，但做工粗糙，性能不稳定。

“如果我做一个质量好、价格适中的汉卡，有没有市场？”他问黄老板。

“当然有！”黄老板眼睛一亮，“陈生，你要是能做出来，我帮你卖。现在香港做这个的厂子少，都嫌利润低，不如做盗版软件赚钱。”

回到深圳，陈石开始秘密研发。他利用晚上的时间，在宿舍里画电路图，写驱动程序。这次他有了更好的条件：自己攒钱买了一台IBM PC兼容机，花了六千元——相当于厂里三年的工资。

技术上的难点不多。经过几年实践，他对硬件设计和编程已经驾轻就熟。真正的难点在于：如何量产，如何销售，如何绕过体制的束缚。

五月初，第一块原型卡做出来了。陈石把它命名为“华文I型”，支持国家标准GB2312全部汉字，提供拼音和五笔输入法，兼容当时主流的国产打印机。

测试效果很好。在一块普通的PC机上安装后，汉字显示速度比软方案快二十倍，而且不占用主CPU资源。

陈石拿着原型卡去找刘厂长。

“厂长，我开发了一种汉卡，能让普通电脑处理汉字。”他把卡放在办公桌上，“如果厂里能生产，肯定有市场。”

刘厂长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了看那块绿色的电路板：“这东西……成本多少？”

“小批量生产的话，材料成本一百五左右。如果量产，能降到一百二。”

“卖多少？”

“定价四百到五百，比进口的便宜一半，性能还更好。”

刘厂长沉默了。他点了支烟，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厂区。

“小陈啊，”他终于开口，“你的想法是好的。但厂里是生产收音机、录音机的，没做过电脑配件。要上新产品，得立项，论证，报批，采购设备，培训工人……一套流程下来，至少半年。”

“厂长，市场不等人啊。”陈石急切地说，“现在汉卡需求很大，但供应不足。如果我们能抢在前面……”

“我知道。”刘厂长打断他，“但你想过没有，万一失败了怎么办？设备投入谁承担？积压的产品谁负责？我是厂长，要对全厂一千多职工负责。”

陈石还想说什么，刘厂长摆摆手：“这样吧，你把方案写详细点，技术参数、市场分析、投资预算都写上。我拿到党委会上讨论。”

陈石花了三天时间，写了一份二十页的可行性报告。他收集了市场数据：全国PC保有量已超过十万台，且每年以百分之五十的速度增长。而汉卡的普及率不到百分之十，市场潜力巨大。

报告交上去后，石沉大海。

两个星期后，陈石忍不住去问。刘厂长叹了口气：“党委会讨论了，多数同志认为风险太大。咱们厂是电子部定点企业，要服从国家计划。擅自上新产品，不符合规定。”

“可是厂长……”

“别说了。”刘厂长拍拍他的肩膀，“小陈，我理解你的心情。但你也要理解厂里的难处。这样，我给你批个条子，你可以在技术科搞个小实验室，继续研究。等时机成熟了再说。”

时机成熟？陈石心里冷笑。等到时机成熟，市场早就被别人占领了。

那天晚上，他约张猛在华强北的大排档喝酒。

“卡做出来了？牛逼啊！”张猛听完陈石的讲述，兴奋地拍桌子，“拿出来看看！”

陈石从包里取出汉卡。张猛翻来覆去地看：“这东西……真能卖四百？”

“性能比市面上五百的还好。”

“那还等什么？咱们自己干！”

陈石苦笑：“自己干？设备呢？厂房呢？工人呢？”

“设备可以租，厂房可以找小的，工人可以招临时工。”张猛凑近些，“陈工，我在关外认识个村长，他们村有集体厂房出租，一个月才五百。设备我帮你找二手的，三五万就能搭条生产线。”

“资金呢？至少需要十万启动资金。”

“我出三万。”张猛说，“你再凑点，不够的找香港郑老板借。他上次不是说想投资内地项目吗？”

陈石心跳加快了。十万，他不是拿不出来——这几年攒了差不多五万，再借五万，就能启动。

但这就意味着彻底离开体制，下海经商。

“让我想想。”他说。

三、苏梅来信

五月底，陈石收到了苏梅的一封长信。

信的开头是学术讨论：她正在研究人工智能的专家系统，遇到了一些算法上的困惑。陈石读着那些复杂的公式和逻辑，仿佛回到了大学时代，两个人在图书馆讨论问题的日子。

然后笔锋一转：

“陈石，上次你来信说厂里的事，我思考了很久。你说感到被困住了，想离开又下不了决心。我能理解这种矛盾。

但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你来深圳是为了‘看看门后是什么’。现在门开了一条缝，你却犹豫要不要推开。为什么？

也许是因为门后的世界太不确定，而门内的生活虽然憋闷，但安稳。这是人之常情。

可我也记得珞珈山下那个熬夜调试单板机的你，眼睛里有一种光，那是创造者才有的光芒。现在的你，眼睛里还有那种光吗？

我不是劝你下海——那是你的选择。我只是想说，无论你选择哪条路，都不要让那束光熄灭。

另：我决定申请去美国留学。MIT的计算机系，全额奖学金。如果成功，明年秋天就走。”

信的最后，附了一张照片。是苏梅在实验室拍的，穿着白大褂，站在一台小型机前，微笑着。背景的黑板上写满了算法。

陈石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苏梅的眼神清澈坚定，那是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且正在为之努力的眼神。

而他自己呢？

他走到镜子前。镜子里是一张二十五岁的脸，已经有了疲惫的痕迹，眼角有细纹，鬓角甚至有了几根白发——这是长期熬夜的结果。

眼睛呢？还有光吗？

他想起上周去广州见周工，那位五十多岁的副总工程师说：“小陈，你是我见过最有天赋的年轻人。但在国营厂，天赋会被慢慢磨平。我年轻的时候也想过离开，但那时候没机会。现在你有机会，要珍惜。”

机会。

陈石打开窗户。五月的深圳夜晚，空气中飘着芒果花的甜香。远处，国贸大厦的旋转餐厅灯火通明，据说在那里吃一顿饭要花掉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

这座城市每天都在创造奇迹，每天都有新的公司诞生，新的财富神话上演。而他，一个掌握了核心技术、了解市场需求、有商业头脑的年轻人，却在一个僵化的体制里消耗生命。

不值得。

这个念头一旦清晰，就再也压不下去了。

四、辞职

六月初，陈石做出了决定。但他需要钱——启动资金至少十万，他只有五万。

他想到了香港的郑老板。

约在香格里拉大酒店咖啡厅。郑老板听完陈石的计划，没有马上表态，而是问了一个问题：“陈生，你为什么觉得你能成功？”

陈石早有准备：“三个原因。第一，技术优势。我开发的汉卡性能比市面上同类产品高百分之三十，成本低百分之二十。第二，市场时机。内地电脑普及率快速上升，汉卡是刚需。第三，渠道。我有张猛在内地的销售网络，您在香港有进出口渠道，黄老板有元件供应。”

郑老板慢慢搅动着咖啡：“如果失败了呢？”

“失败的可能性有四个：技术缺陷、质量问题、市场竞争、政策风险。技术我可以保证，质量严格控制，市场竞争靠性价比，政策风险……”陈石顿了顿，“这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但我研究过，深圳特区鼓励科技创新，对民营企业有扶持政策。”

郑老板笑了：“陈生，你比我想的成熟。好，我借你五万，月息一分，一年期。另外，我在香港帮你注册一家贸易公司，你可以用公司名义接订单，正规一点。”

“郑老板，您为什么不直接投资？”

“因为我想看看你的成色。”郑老板直言不讳，“如果你能做起来，我再投资不迟。如果你做不起来，五万块就当交学费，我不亏。”

陈石明白了。这是考验。

“谢谢郑老板，我会做起来的。”

资金到位后，陈石开始行动。他在关外的白石洲租了一间三百平米的厂房，月租八百。通过张猛的关系，买了一条二手的电子产品组装线，花了三万。招了十个工人，都是附近村里的年轻人，包吃住，月薪一百五。

张猛负责采购和销售，陈石负责技术和生产。两人约定：张猛占股百分之三十，陈石百分之七十，但前期都不拿工资，利润全部投入再生产。

一切准备就绪后，陈石去厂里辞职。

刘厂长很震惊：“小陈，你要想清楚！正科长的任命马上就要下了，厂里还准备给你分房！”

“厂长，我想清楚了。”陈石平静地说，“谢谢厂里的培养，但我有自己的想法。”

“什么想法？去干个体户？”刘厂长痛心疾首，“你是大学生，国家干部，怎么能去摆摊做生意？那是投机倒把！”

“厂长，现在不是投机倒把了，叫民营经济。”陈石纠正，“深圳有多少民营企业？它们创造了多少就业？上交了多少税收？时代变了。”

刘厂长盯着他看了很久，最后叹了口气：“我知道留不住你。年轻人，有冲劲是好的。但你要记住，外面的世界不像厂里这么安稳。失败了，可没有组织兜底。”

“我明白。”陈石递上辞职信，“谢谢厂长这些年的照顾。”

手续办得很快。走出华强电子厂大门时，陈石回头看了一眼。他在这个厂工作了两年，从技术员到副科长，修好了生产线，培训了工人，拿过先进，受过表彰。

但这一切都过去了。

门卫老张跟他打招呼：“陈科长，出去啊？”

“老张，我不在厂里干了。”

老张愣住了：“那你去哪儿？”

“自己干点事。”

老张张了张嘴，最后说：“那……祝你好运。”

陈石点点头，转身离开。他没有回头，因为他知道，一旦回头，就可能犹豫。

五、华强北4平方米

新公司取名“华石电子”，取“华强”的“华”和陈石的“石”。张猛觉得土，但陈石坚持：“实在，好记。”

他们在华强北电子市场租了一个柜台，4平方米，月租三百。这是当时华强北最小的摊位，但位置不错，在入口处第三排，人流量大。

柜台装修花了两千：玻璃柜台，铝合金框架，背景板上用红色不干胶贴着“华文汉卡”四个大字。下面一行小字：“让每台电脑都会说中文。”

开业第一天，张猛找来两个朋友捧场，在柜台前假装顾客，吸引人流。陈石则在柜台里演示汉卡的功能：在一台普通的PC机上，流畅地显示汉字，快速输入，打印出整齐的中文文档。

效果立竿见影。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看了十分钟，问：“这卡多少钱？”

“四百八。”陈石说。

“能便宜吗？”

“批发价四百五，十张以上四百。”

中年人掏出钱包：“我先买一张试试。我们是研究所的，有二十几台电脑，如果好用，全换你的。”

第一单成交。四百八，扣除成本一百五，毛利三百三。

张猛激动得手抖：“陈工，咱们开张了！”

陈石却冷静：“别急，等客户反馈。如果没问题，才算成功。”

三天后，那个中年人又来了，带着两个同事：“陈老板，你们的汉卡确实好用。我们要二十五张，能再便宜点吗？”

“二十五张的话，四百二一张。”

“成交！”

一万零五百元。这是华石电子第一笔大单。

陈石连夜组织生产。十个工人两班倒，他在现场盯质量，每张卡出厂前都要经过二十四小时老化测试。五天后，二十五张卡全部交货。

客户很满意，当场付清全款。

有了这个成功案例，张猛开始全力推销。他骑着摩托车，跑遍了深圳的机关、学校、科研院所，递名片，做演示，拉订单。陈石则改进生产工艺，提高良品率，把成本从一百五降到一百三。

第一个月，华石电子卖了六十张汉卡，销售额两万八，利润一万二。

第二个月，销量翻倍，利润两万五。

张猛提议：“陈工，咱们该分红了。忙了这么久，也该享受一下成果。”

陈石却摇头：“全部投入再生产。我们要扩大产能，开发新产品。”

“还开发？汉卡卖得这么好……”

“汉卡的技术门槛不高，很快就会有仿制品。”陈石说，“我们要做第二代，带矢量字库的，支持更多字体。”

张猛不情愿，但拗不过陈石。利润全部投入研发和生产，两人继续不拿工资，只从公司借生活费。

事实证明陈石的判断是对的。三个月后，华强北出现了三家卖汉卡的摊位，价格压到四百。其中一家甚至打出了“三百八”的招牌。

但这时，华石电子的第二代汉卡已经上市了。新产品支持宋体、楷体、黑体三种字体，字库更精美，还增加了简单排版功能。定价五百五，虽然贵，但物有所值。

“咱们不打价格战。”陈石对张猛说，“打价值战。让客户知道，贵有贵的道理。”

他在柜台前贴了一张对比表：华文II型 vs 普通汉卡。字库容量、字体数量、打印效果、兼容性……每一项都有数据支撑。

同时，他开始提供售后服务：一年保修，免费升级驱动程序，电话技术支持。这在当时的华强北是独一份——其他摊位都是“出门不认”。

口碑慢慢建立起来。一些单位采购指定要“华文”牌，因为“稳定，服务好”。

到1989年底，华石电子月销量突破三百张，月利润超过五万。公司员工增加到二十人，厂房扩大到八百平米。

除夕夜，陈石和张猛在简陋的办公室里盘点一年的成绩：总销售额四十八万，利润十八万。除去投入的十万本金，净赚八万。

“陈工，现在可以分红了吧？”张猛眼巴巴地问。

陈石终于点头：“分。你百分之三十，两万四。我拿一万六，剩下的四万继续投入。”

张猛接过厚厚两沓钞票，眼眶红了：“我这辈子……第一次见这么多钱。”

陈石拍拍他的肩膀：“猛子，这才刚开始。”

那天晚上，两人在白石洲的大排档喝到深夜。张猛喝多了，拉着陈石的手说：“陈工，我跟你跟对了。以后你说往东，我绝不往西！”

陈石没喝多。他看着深圳的夜空，心里盘算着来年的计划：要开发第三代汉卡，要建立分销网络，要申请自己的商标，要……

手机响了——他上个月花两万六买的摩托罗拉3200，砖头一样大，但象征着身份。

是郑老板从香港打来的：“陈生，听说你做得不错。新年快乐。”

“郑老板新年快乐。谢谢您的支持。”

“不用谢，是你自己有本事。”郑老板顿了顿，“明年有没有兴趣做更大的？”

“什么更大的？”

“电脑整机。”

陈石心跳漏了一拍。

六、背叛的预兆

1990年春天，华石电子遇到了第一个真正的危机。

三月的一个早晨，陈石刚到公司，就看见工人们围在厂房门口议论纷纷。见他来了，都闭上嘴，眼神躲闪。

“怎么回事？”陈石问生产主管阿娟。

阿娟欲言又止，最后递过一张报纸：“陈总，你看这个。”

是《深圳特区报》的第二版，一篇报道标题醒目：“部分电子企业产品质量堪忧，消费者权益亟待保护”。文中虽未点名，但描述的“某汉卡生产企业”明显指向华石电子——“生产工艺简陋，质量控制不严，售后服务缺失”。

“这是污蔑！”陈石气得手抖，“我们的良品率百分之九十八，售后一年保修，哪里缺失了？”

“陈总，你看这里。”阿娟指着文章的作者署名：林晓。

陈石记住了这个名字。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工商、税务、消防轮番上门检查。虽然没查出大问题，但每次检查都要停产半天，工人们人心惶惶。

“肯定是有人搞我们。”张猛说，“我问了工商的朋友，说有人举报我们偷税漏税、生产假冒伪劣产品。”

“谁？”

“还能有谁？”张猛咬牙切齿，“肯定是隔壁那几家卖汉卡的。咱们抢了他们的生意，他们怀恨在心。”

陈石冷静下来分析。举报是商业竞争的正常手段，但报纸的报道不一样——那会影响品牌声誉，动摇客户信心。

他决定主动出击。

第一步，他邀请了几家主要客户来厂参观，展示规范的生产流程和严格的质量检测。第二步，他在《深圳特区报》上刊登广告：“华文汉卡，真材实料——欢迎社会各界监督。”第三步，他联系了那篇报道的记者林晓，要求当面沟通。

林晓答应了。见面地点约在深圳大学旁边的咖啡馆。

陈石提前到了，选了个靠窗的位置。两点整，一个年轻女人推门进来。她约莫二十三四岁，短发，穿着白色衬衫和牛仔裤，背着一个帆布包，看起来不像记者，倒像大学生。

“林记者？”陈石起身。

“陈总？”林晓打量了他一眼，眼中闪过一丝惊讶——她可能没想到华石电子的老板这么年轻。

两人坐下。陈石开门见山：“林记者，你那篇报道有失实之处。”

“哪里失实？”

“你说我们生产工艺简陋。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有老化测试室，有质量控制流程。你说我们售后服务缺失，我们提供一年保修，有技术热线。这些你核实过吗？”

林晓从包里拿出笔记本：“我采访了三个华文汉卡的用户。一个说用了两个月就坏了，找不到人修。一个说驱动程序不兼容新软件。一个说字库有缺字。”

陈石心中一沉。这些都是事实——早期批次的产品确实有问题，但后来都改进了。

“这些问题确实存在过，但我们已经解决了。而且我们主动联系早期用户，免费更换或维修。”

“什么时候解决的？”

“去年十月之后的产品，都没有这些问题。”

“也就是说，十月之前的产品确实有问题？”林晓抓住重点。

陈石沉默了。他不能说谎。

“是。早期产品有缺陷，我们承认。但我们已经改正，并且对早期用户负责。”

“怎么负责？”

“免费更换，或者全额退款。”

“你们联系了所有早期用户吗？”

“我们……尽力联系。”

林晓合上笔记本：“陈总，我不是针对你个人。我报道的是一种现象——深圳很多民营企业快速成长，但管理跟不上，质量不稳定。今天是你，明天可能是别人。”

“但你这样一篇报道，可能毁掉一个刚刚起步的企业。”陈石说，“你知道吗？我们有二十个工人，大部分是外来务工人员。如果公司倒了，他们就要失业。”

林晓愣了一下，显然没想过这个角度。

“而且，”陈石继续说，“我们在做的是有意义的事。让电脑能处理汉字，让更多人能用上电脑。这不是简单的生意，这是在推动技术进步。”

这次轮到林晓沉默了。她搅动着咖啡，良久才说：“陈总，我可以写一篇后续报道，报道你们的改进和承诺。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让我跟踪报道你的企业，至少半年。我要看到真实的民营企业发展过程。”

陈石想了想：“可以。但有个条件——报道要客观，不能预设立场。”

“成交。”

这次会面改变了很多东西。后续报道出来后，华石电子的声誉不仅没受损，反而因为“敢于承认错误、积极改进”赢得了客户信任。订单不降反升。

但陈石没想到的是，更大的危机来自内部。

五月，张猛提出要买车。

“陈工，咱们现在也是老板了，出门谈生意没辆车不像话。”他说，“桑塔纳太贵，先买辆夏利，五万多。”

陈石不同意：“公司还在发展阶段，每一分钱都要用在刀刃上。买车的事，明年再说。”

张猛没再坚持，但脸色不好看。

六月，张猛又提出要提高自己的股份。

“陈工，我跑市场、拉客户、管采购，干的活不比你少。百分之三十太少了，至少百分之四十。”

陈石还是不同意：“股份比例一开始就说好了。你要是觉得辛苦，可以加薪，但股份不能动。”

张猛摔门而去。

陈石没太在意。他以为这只是合作伙伴之间的正常摩擦，等公司效益更好，这些问题自然解决。

他错了。

七、第一桶金的代价

七月的深圳热得像蒸笼。华石电子的厂房没有空调，只有几台吊扇在头顶嗡嗡旋转。工人们汗流浃背地组装汉卡，陈石在办公室里画第三代产品的设计图。

电话响了，是香港黄老板。

“陈生，有单大生意，做不做？”

“什么生意？”

“台湾的一批键盘，成本价处理，只要二十港币一个。市场价能卖到八十。”

“为什么这么便宜？”

“库存积压，厂子要转型。”黄老板说，“一共五千个，全要的话十万元。你要不要？”

陈石心算：十万成本，卖四十万，毛利三十万。这比卖汉卡赚钱快多了。

“质量怎么样？”

“全新，原包装，就是型号老一点，但内地市场没问题。”

陈石动心了。公司账上有十五万流动资金，拿出十万做这笔生意，不影响正常运营。

“我要了。”

“好！我帮你安排运输。不过……”黄老板顿了顿，“这笔生意要快，现金交易，不开发票。”

陈石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他想，就这一次，赚到钱就收手。

他跟张猛商量。张猛很兴奋：“干啊！三十万利润，够咱们干半年的了！”

“但这是灰色地带，有风险。”

“怕什么？华强北谁不做这种生意？抓住算倒霉，抓不住就发财。”

陈石最终被说服了。他取出十万现金，交给张猛，让他去香港提货。

三天后，货到了。五千个键盘堆满了半个仓库。张猛联系了下家，一个星期就卖出去两千个，收回十六万。

“陈工，照这个速度，一个月就能卖完！”张猛兴奋地汇报。

但意外发生了。卖出去的键盘中，有客户反映质量问题：按键失灵，接触不良。陈石亲自检查，发现这批键盘是翻新货——外壳是新的，但内部电路板是旧的，有些元器件已经老化。

他打电话质问黄老板。黄老板支支吾吾：“陈生，这个价格，你也要理解……”

“你这是欺诈！”

“话不能这么说。买卖自愿，你又没问是不是翻新货。”

陈石气得摔了电话。他知道自己上当了。

更糟糕的是，工商局找上门了——有客户举报买到伪劣产品。仓库里剩下的三千个键盘被查封，已经卖出去的也要追回。

张猛慌了：“陈工，现在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退款，道歉，认罚。”陈石疲惫地说，“这是我们的错，贪便宜，走捷径。”

处理结果很快出来：华石电子被罚款五万元，责令召回所有问题键盘，赔偿客户损失。加上已经付出去的十万货款，直接损失超过十五万。

更严重的是声誉损失。华强北传开了：华石电子卖假货，坑客户。

汉卡的销量直线下降。一些老客户打来电话质问，有些直接取消订单。

张猛把责任推给黄老板：“都是那个香港佬骗我们！”

“是我们自己贪心。”陈石很冷静，“如果当初不做这笔生意，就什么事都没有。”

“那现在怎么办？公司要垮了！”

“不会垮。”陈石说，“我们还有汉卡业务，还有技术。从头再来。”

但他没想到，张猛选择了另一条路。

八月初的一天，陈石发现张猛没来上班。打电话没人接，去他租的房子，房东说已经搬走了。

回到公司，财务慌张地报告：“陈总，账上的五万块钱不见了。”

“什么时候？”

“昨天张经理取走的，说是采购元器件。”

陈石心里一凉。他检查了张猛的办公桌，抽屉空了，重要的客户资料都不见了。打给几个大客户，对方说：“张经理说你们公司要倒闭了，他跳槽去了新公司，还带走了我们的订单。”

背叛。

这个词像一把刀，扎进陈石心里。他想起张猛说过的话：“陈工，我跟你跟对了。以后你说往东，我绝不往西！”

才过了半年。

陈石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窗外是深圳繁华的夜景。这座不夜城，每盏灯下都有人在奋斗，在挣扎，在成功或在失败。

他失败了。不是因为技术，不是因为市场，而是因为人。

手机响了，是林晓。

“陈总，我听说你的事了。”她的声音很平静，“需要帮忙吗？”

“你能帮什么？”

“我可以写一篇报道，揭露张猛的行为，帮你挽回声誉。”

“不用了。”陈石说，“报道改变不了什么。而且，这是我自己的选择——选择合作伙伴，选择做那笔生意，选择相信不该相信的人。”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那你打算怎么办？”

“从头再来。”陈石说，“公司还在，技术还在，我还在。”

挂断电话后，陈石在办公室里坐了一夜。他想起了很多事：想起皖北农村的饥饿，想起珞珈山下的实验室，想起华强电子厂的车间，想起4平方米的柜台。

这一路走来，他得到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但最重要的是，他学到了一个道理：商业世界，信任是最珍贵的，也是最脆弱的。建立信任需要多年，毁掉它只需要一瞬间。

天快亮时，他给苏梅写了一封信——不是寄往美国，而是存在电脑里，不打算寄出。

“苏梅，我失败了。不是败给市场，不是败给技术，是败给了人性。但我不会放弃。你说不要让我眼里的光熄灭。现在光很微弱，但还在。”

写完信，他走出办公室。工人们已经来上班了，看见他，都低着头，不敢说话。

陈石拍拍手：“大家听我说。公司遇到困难，有人走了，订单少了。但我还在，华石电子还在。愿意留下的，我保证不欠大家一分钱工资。想走的，我现在就结清工资，好聚好散。”

二十个工人，走了八个，留下十二个。阿娟没走。

“陈总，我跟你干。”这个二十岁的女孩说，“我刚来深圳时，在制衣厂，一天干十二个小时，一个月才一百块。来这里后，你教我技术，给我机会，让我当主管。我不走。”

陈石眼眶发热。

“好，那我们就从头再来。”

八、真正的第一桶金

公司账上只剩两万块钱，不够发一个月工资。陈石把摩托罗拉手机卖了，八千。把刚买不久的金利来皮带、皮包都卖了，凑了一万。

还差三万。他想到一个人——郑老板。

电话打过去，郑老板听完情况，只说了一句：“来香港，面谈。”

还是在香格里拉。郑老板听完整个经过，问：“陈生，你学到什么？”

“三件事。”陈石说，“第一，不要贪便宜，要走正路。第二，选择合伙人比选择项目更重要。第三，口碑是企业的生命。”

郑老板点点头：“学费交得值。你需要多少钱？”

“五万。我抵押公司的设备和存货。”

“不用抵押。”郑老板从包里拿出五叠港币，“我借你。但我有个条件。”

“您说。”

“我要派人监督你的财务。不是不信任你，是要让你学会规范的财务管理。”

陈石同意了。他知道这是郑老板在帮他，也是在教他。

回到深圳，陈石做了三件事。

第一，公开道歉。他在《深圳特区报》上刊登声明，承认键盘事件是公司的错误，承诺对所有受损客户赔偿，并提供汉卡七折优惠。

第二，产品升级。他把所有精力投入第三代汉卡的开发，这一次，他不追求速度，只追求完美。每一个元器件都亲自把关，每一行代码都反复测试。

第三，重建渠道。他不再依赖单一的销售路径，而是建立了三级分销体系：深圳直营，广东代理，全国经销。每个代理商都要培训，都要签正规合同。

林晓全程跟踪报道。她的系列报道《一个民企的跌倒与爬起》在《深圳特区报》连载了十期，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很多读者写信到报社，表达对华石电子的支持。

十月底，第三代汉卡上市。这一次，陈石命名为“磐石”——取“坚如磐石”之意，也是对自己初心的提醒。

产品发布会很简单，就在华强北的柜台前。但来了很多人：老客户、代理商、媒体记者，还有闻讯而来的潜在客户。

陈石亲自演示。新汉卡不仅支持更多字体和排版功能，还创新地加入了“联想输入”功能——输入一个字，系统会联想出常用词组，大大提高了输入速度。

“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算法。”陈石介绍，“申请了专利。”

定价六百八，比第二代贵一百三。但现场订购火爆，一天就收到两百张订单。

晚上盘点时，阿娟兴奋地说：“陈总，今天销售额十三万六！”

陈石却平静：“这才刚开始。我们要的不仅是销售额，是口碑，是品牌。”

接下来的两个月，“磐石”汉卡销量节节攀升。到1990年底，月销量突破五百张，公司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还有了十万盈余。

除夕夜，陈石请所有员工吃饭。十四个人，坐了两桌。他给每个人发了红包，最少的一百，最多的五百——给阿娟。

“今年大家辛苦了。”陈石举杯，“公司能站起来，靠的是大家的坚持。谢谢你们。”

饭后，他一个人回到公司。办公室里还贴着创业时的口号：“让每台电脑都会说中文。”

他做到了。虽然不是每台，但已经有几千台电脑因为他的产品，能够流畅地处理汉字。

手机响了，是林晓。

“陈总，新年快乐。”

“林记者新年快乐。报道写完了？”

“写完了。明天见报，最后一篇。”

“写的什么？”

“《真正的第一桶金》。不是指你赚了多少钱，而是指你学到了什么，成长了多少。”

陈石笑了。这个记者，总能看到不一样的角度。

“谢谢你，林记者。你的报道帮了我很多。”

“不，是你自己的坚持打动了读者。”林晓顿了顿，“陈总，我有个私人问题。”

“你说。”

“你眼里的光，还在吗？”

陈石走到窗前。深圳的夜空被烟花照亮，1991年即将到来。

“在。”他说，“而且更亮了。”

挂断电话后，他打开电脑，调出那封写给苏梅的信。在最后加了一段：

“苏梅，我爬起来了。这次跌倒让我明白：商业不只是赚钱，更是做人。技术不只是工具，更是责任。我现在知道了我要做什么——做最好的产品，建最稳的企业，对得起信任我的人。”

他保存了信，依然不打算寄出。有些话，说出来就够了，不需要回应。

窗外，新年的钟声响起。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又长了一岁。而陈石，这个从体制中突围的年轻人，也完成了一次蜕变。

他失去了一个合伙人，但找到了真正的自己。

他损失了金钱，但赢得了更宝贵的东西：教训、经验和坚定的方向。

1991年，陈石二十五岁。他的公司活下来了，而且活得很好。但他知道，这依然只是开始。

前方的路还很长，还有很多挑战，很多诱惑，很多选择。

但他不再害怕。因为他已经知道：真正的力量，不是来自顺境时的风光，而是来自跌倒后还能站起来的勇气。

而这份勇气，将陪他走过更长的路，迎接更大的风浪。

深圳的夜晚，灯火璀璨。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故事。而陈石的故事，才刚刚翻开精彩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