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黑帮免费看全本_周久明蓝鼎无删减全文

堤下的风，似乎永远带着一股子黏腻。这黏腻来自江水蒸腾的湿气，来自市场里劣质熟食和廉价香水的混合气味，也来自无数像周久明这样的人心中，那份挥之不去的、对明日生计的隐约焦虑。散烟生意，在潘建申手里，已不再仅仅是堤下泵房旁那个不起眼的地摊。它成了一张缓慢张开、试图捕捉更多“活水”的网，而周久明，正被潘建申手把手地教导着，如何辨认网的经纬，如何修补破损，甚至，如何小心地将网撒向更远、更深也更危险的水域。

天刚蒙蒙亮，堤下市场就已苏醒，比汉口城里绝大多数地方都早。这里没有公鸡打鸣，唤醒人们的是第一班轮渡沉闷的汽笛，是赶早卸货的板车轱辘压在坑洼路面上的“咯噔”声，以及最早一批摊主支起竹竿、摊开塑料布时那特有的、悉悉索索的响动。

空气里弥漫着隔夜露水、潮泥和远处垃圾堆隐约的酸腐气。卖旧衣服的“罗婆子”总是第一个来，她那个用破床单改成的包袱大得惊人，里面塞满了从各处收来的旧工装、劳保服、甚至还有不知年代的旧旗袍。她把衣服一件件抖开，挂在临时拉起的麻绳上，动作慢条斯理，嘴里还哼着听不清调子的楚剧。旁边卖处理胶鞋、热水袋的“王拐子”，一条腿不方便，靠着辆锈迹斑斑的三轮车，正用一块脏抹布，反复擦拭着几双鞋底开胶的“解放鞋”，试图让它们看起来新一点。

更远处，几个来自附近郊县的菜农，担着还带着露水的青菜、萝卜，蹲在堤坡上，沉默地等待着主顾。他们不叫卖，只是用浑浊而期待的眼睛，看着每一个走近的人。一个戴着破草帽的老头，面前摆着两个木盆，盆里是些活蹦乱跳的小鲫鱼和泥鳅，水面上漂着几根水草。

周久明跟着潘建申来到摊位时，市场已渐渐有了人气。潘建申的摊位置好，在废弃泵房的侧面，既能避开主干道上“老猫”巡逻车最直接的视线，又靠近一条通往后面居民区的窄巷，熟客来往方便。摊子很简单，地上铺一大块深蓝色塑料布，香烟用纸板垫着，分门别类摆开。高档的“红塔山”、“阿诗玛”用旧报纸小心盖着大半，只在角落里露出商标；中档的“牡丹”、“大前门”摆得整齐些；“游泳”、“圆球”这类廉价烟则散放在前面。

潘建申一般不亲自看摊，他需要去“跑动”。看摊的通常是周久明，或者那个叫“黑伢”的年轻伙计。周久明坐在一个小马扎上，背靠着冰凉潮湿的泵房砖墙，眼睛半眯着，看似慵懒，实则耳朵和眼角的余光，时刻留意着四周。他学会了从纷乱的市声中分辨出有用的信息：远处突然响起的自行车铃铛密集而急促，可能是“老猫”来了的信号；某个摊主突然提高嗓门、没来由地大声夸赞自己的货物，可能是在提醒相邻的摊子注意生面孔；熟悉的顾客走过来的脚步声，和犹豫观望者的步伐，也截然不同。

生意通常在上午九十点和下午三四点最忙。码头下夜班的工人，附近小工厂溜出来摸鱼的青工，菜场收了摊想摸两把牌的小贩，还有那些衣着体面、却匆匆而来、买了烟就低头快走的“机关模样”的人。交易往往在几秒钟内完成，眼神交汇，手指在塑料布下飞快地比划个数字，钞票和烟卷迅速交换，各自转身，仿佛只是路人擦肩。

“来包‘游泳’。”一个满脸煤灰、手指乌黑的汉子蹲下来，声音沙哑。

周久明递过烟，收下毛票，找零。那汉子迫不及待地拆开，抽出一根，就着旁边“王拐子”借的火柴点上，狠狠吸了一大口，眯着眼，享受着尼古丁带来的短暂慰藉，然后拖着疲惫的步子，走向码头方向。他的工装背后，印着“武钢”两个字，已经模糊不清。

“有‘凤凰’没？带过滤嘴的。”一个穿着“的确良”衬衫、腋下夹着人造革公文包的中年人低声问，眼神有些飘忽。

“今天没货，有‘牡丹’，一样带嘴儿。”周久明平静地回答，拿起一包“牡丹”。他知道，要“凤凰”的，多半是送人，或者有特别的场合。这人犹豫了一下，还是买了“牡丹”，把烟小心地放进公文包内层。

晌午过后，市场会暂时安静一些。毒辣的日头晒得塑料布发烫，空气里尘土飞扬。周久明会和黑伢轮流去堤坡上那个用破席子和油毡搭成的“茶棚”喝杯凉茶。茶棚老板是个孤老头子，烧着个巨大的锑壶，茶水浑浊苦涩，但便宜，一分钱一碗。这里聚集着三教九流，各种小道消息像汗水一样在这里流淌、蒸发、又再次汇聚。

“听说了没？汉正街东头那家‘味香馆’，半夜让人砸了，说是吃出苍蝇，闹事……”一个卖耗子药的精瘦汉子唾沫横飞。

“苍蝇？我看是没交够‘管理费’吧！”旁边修鞋的嗤笑一声。

“啧，这年头，做点小生意难哦。听说广东那边，倒腾‘蛤蟆镜’、‘喇叭裤’发了大财的，也有被抓进去的，判得还不轻。”一个倒卖粮票的老头压低声音。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卖耗子药的总结道，引来一片含糊的附和与叹息。

周久明默默听着，很少插话。这些市井传闻，有些荒诞不经，有些却可能暗藏风向。他会把觉得可能有用的信息记在心里，晚上告诉潘建申。潘建申常说：“堤下就是个烂泥塘，什么虫子都有。有的虫子有毒，要避开；有的虫子能卖钱，要会抓；还有的虫子，看着不起眼，却能让你知道这塘水是冷是热，是肥是瘦。”

货源，始终是这张信息网的命门。潘建申之前的渠道，像时断时续的溪流，无法支撑赌局和日益扩张的“关系网”对高档香烟那近乎饥渴的需求。那些穿着中山装或夹克衫的“张主任”、“李科长”们，可以输掉几百上千面不改色，但递到他们手里的烟，必须是“红塔山”或“中华”，至少也得是“阿诗玛”，皱巴巴的“大前门”是上不了台面的。船上赌局那种隐秘的奢华感，也需要硬通货来装点。

潘建申决定打通一条更稳定、也更“高级”的来路。目标指向南边——广东，尤其是深圳、珠海那些在广播和报纸上越来越常被提及的经济特区。那里被描绘成“遍地黄金”同时也“鱼龙混杂”的地方，是“水货”的天堂，舶来品的集散地。他通过早年跑船积攒下的人脉，几经辗转，联系上了一个在蛇口混迹的“潮汕佬”，名叫阿彪。阿彪不直接做香烟，但他“有路子”，能搭上真正掌握“大飞”（大型走私快艇）和“中柜”（改装货船夹层）的庄家。

第一次“看样”和谈判，选在武昌一家新开业不久、门口挂着“美女如云 轻歌曼舞”霓虹灯招牌的歌舞厅包厢。灯光暧昧旋转，音箱里邓丽君软绵绵的歌声掩盖了谈话。阿彪带来的“样品”用《羊城晚报》裹着：一条蓝白盒的“555”，一条红白盒的“万宝路”，还有一条当时极少见的、通体白色的“健牌”。烟盒上的外文字母和图案，在包厢闪烁的彩灯下，散发着与内地香烟截然不同的、冷峻而遥远的“国际”气息，混合着淡淡的、陌生的香精味道。潘建申撕开“555”的塑料膜一角，抽出一根，没有点，放在鼻子下仔细闻了闻，又用手指轻轻捻动烟卷，感受烟丝的干燥和填充度。周久明在一旁看着，学着辨认真伪的细微差别：真“水货”的玻璃纸包装通常更挺括，拉线头光滑；假货往往粗糙，烟丝也梗多，香味刺鼻。

“潘老板是懂行的。”阿彪操着生硬的普通话，眼神精明，手腕上戴着一块硕大、金灿灿的电子表，表盘上的数字在黑暗中跳动，“这几条是‘正水’，海上过来的，和那些用内地烟丝回笼包装的‘流嘢’（假货）不一样。你要多少？”

潘建申报了一个数：红塔山一百条，中华五十条，外烟“三五”和“万宝路”各三十条。这个量，在当时的走私市场不算巨大，但也绝非小打小闹，足以让一个小型地下批发商维系一段时间。

阿彪报了一个价，比汉口黑市流通价低了将近三成，但条件苛刻：货款分三次，签约付三成定金，货到珠江口指定锚地再付四成，最后三成等货安全运抵汉口并验收无误后结清。运输风险，从珠江口到汉口这段最艰难、关卡密布的长江水路，由潘建申自己承担。

“运输我来想办法，但交接地点不能定在珠江口，太远，我的人伸不过去。”潘建申手指在玻璃茶几上轻轻敲着，节奏平稳，盖过了包厢外隐约传来的音乐鼓点，“定在岳阳，洞庭湖口。那里水网杂，我们熟。货到岳阳，我付清第二批款，最后一批款，货到汉口付清。”

阿彪眯起眼，吸了一口手中的“万宝路”，烟雾从他鼻孔缓缓喷出：“潘老板，从珠江口到岳阳，一路多少关卡？韶关、长沙、岳阳……水警、航政、缉私，哪个是吃素的？风险都在我这边。价钱没得谈了，交接地点……可以放到城陵矶，再往上游，我的船不好走，风险太大。”

城陵矶，洞庭湖与长江交汇的咽喉，自古兵家必争，如今也是走私与反走私、各路势力交织较量的“三不管”地带，水情复杂，码头混乱。潘建申知道，这是对方能做出的最大让步，再往上，就触及对方运输能力的极限和风险承受的底线了。他沉吟片刻，目光与阿彪对视，似乎在评估对方的决心和这条线路的可靠性，最终点了点头：“好，城陵矶。但我要派个人跟船，从珠江口一直到城陵矶，亲眼看着货上我的船。人货同在，我心里踏实。”

阿彪盯着潘建申，忽然咧开嘴笑了，露出被烟熏得发黄的牙齿：“潘老板做事，滴水不漏。可以，一个人，吃喝拉撒在船上，但只能待在底舱，不能乱看，不能乱问。到了地方，自然有人带你上岸交接。”

谈判在看似平和、实则每一句都暗藏机锋和权衡的氛围中达成。周久明被潘建申指定为那个“跟船”的人。这不是美差，而是充满了未知、孤独和潜在暴力的凶险旅程。那可能是一艘锈迹斑斑、散发着鱼腥和柴油味的旧渔船，也可能是设备简陋、在风浪中颠簸不堪的改装货船。他要和一群陌生的、可能为了利益铤而走险的走私分子共处数日，穿越粤、湘、鄂三省层层水上检查网络，将价值数万元的“货物”安全押运到几百公里外的交接点。这不仅是能力的考验，更是胆量和意志的试炼。

临行前夜，潘建申在“湘运七号”的船舱里，就着一盏摇晃的煤油灯，单独对周久明交代。舱外是滔滔江水声，舱内弥漫着烟草和忧虑的气息。

“久明，这趟差事，凶险。船上的人，你一个都别信，也尽量别打听他们是哪里人，叫什么。你的任务就一个：眼睛盯死那批货，确保它们原封不动、不少一条不少一包，上咱们的船。路上无论发生什么，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烂在肚子里，跟任何人都不能说，包括我，除非我主动问。”潘建申语气前所未有的严肃，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推到周久明面前，“这是五百块，分开缝在衣服夹层里。这几包压缩饼干，也藏好。万一……我是说万一，路上出了岔子，船被扣，或者那帮人起黑心，你要想办法自己脱身，保住命回来。钱和干粮，关键时候能救急。”

他顿了顿，看着周久明年轻但已渐显沉稳的脸，又补充道：“但你也记住，你是我潘建申派去的人。不能怂，不能露怯。让他们知道，咱们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该硬气的时候，腰杆要挺直。这其中的分寸，你自己把握。”

周久明重重地点头，心脏在胸腔里沉重地跳动，手心微微出汗。他明白，这是潘建申对他能力和胆量的终极考验，也是他真正踏入这条灰色产业链最核心、也最黑暗环节的入场券。通过了，他将获得潘建申更深的信任，接触到生意更核心的秘密；失败了，可能人财两空，甚至尸沉江底。

跟船的经历，成了周久明记忆里一段模糊、阴冷、充满了各种不明声响和气味的惊悚片段。那确实是一艘经过改装的运沙船，船号被故意涂抹得模糊不清，船体斑驳，吃水线很深。他被一个沉默寡言、脸上有疤的汉子领到底舱一个堆放杂物的角落，那里勉强能容身，弥漫着机油、铁锈、腐烂缆绳和某种说不清的腥臭混合气味。头顶是厚重的甲板，只有几个碗口大的通风孔透进微弱的光线和污浊的空气。

大部分时间，他被限制在这个狭窄潮湿的空间里，听着头顶甲板上来回走动的沉重脚步声、船员用他完全听不懂的方言（似乎是潮汕话混杂着粤语）低声交谈、呵斥，以及引擎单调而有力的轰鸣。他通过船身的颠簸和摇晃，感受着船只驶出珠江口后开阔水域的风浪，通过引擎声的变化和频繁的转向，想象着船只如何在复杂的航道和密集的船流中穿梭。食物每天由那个疤脸汉子从舱口递下来两次，通常是冰冷的馒头、咸菜和一点看不出来源的糊状菜汤，盛在油腻的铝饭盒里。水是有限的，带着浓重的铁锈味。

在某个深夜，船只似乎驶入了某段特别狭窄或繁忙的航道，速度慢了下来。周久明从通风孔看到远处有规律扫过的、雪亮的光柱——那是巡逻艇的探照灯。头顶甲板上瞬间死寂，连脚步声都消失了。引擎声被压到最低，船只像一片巨大的阴影，紧贴着岸边的黑暗缓缓滑行。周久明蜷缩在角落，屏住呼吸，能听到自己血液冲上太阳穴的砰砰声，汗水瞬间湿透了内衣。时间仿佛凝固了，每一秒都像一年那么漫长。不知过了多久，探照灯的光柱移开，引擎才重新加大马力，船只快速驶离那片水域。直到这时，周久明才敢轻轻吐出一口憋了许久的气，发现自己后背的衣服已经冰凉地贴在皮肤上。

几天后，在黎明前最黑暗、江雾最浓的时刻，货船像幽灵一样悄然靠上城陵矶一处荒僻的、长满芦苇的河湾。交接过程在令人窒息的沉默和高效中进行。没有灯光，只有几个人影在朦胧的雾气中晃动。潘家派来的“湘运五号”（另一条较小的驳船）已经等在那里。周久明被允许爬上甲板，他紧紧盯着每一个从底舱抬上来、贴着“五金零件”或“农机配件”标签的木箱，核对箱角用粉笔画的一个极不显眼的圆圈暗记。当最后一个箱子搬过船舷，潘建申派来的老伙计祥伯，一个在潘家干了十几年、脸上总没什么表情的沉默老头，将一厚沓用旧报纸和油纸反复包裹好的钞票，递给对方船上一个一直站在阴影里、抱着胳膊的疤脸汉子（不是带周久明那个）。双方没有任何语言交流，甚至没有眼神的额外接触，只是互相点了一下头，便迅速解缆。两艘船像从未相遇过一样，调转船头，朝着相反的方向，快速消失在渐起、但依然浓得化不开的晨雾之中。只有江面上留下的涟漪，证明着刚才发生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