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黑帮]免费阅读_[周久明蓝鼎]后续无弹窗大结局

雨水顺着三监区高墙上那一道道冰冷的电网蜿蜒而下，在周久明昏花的视野里，连成了无数条细密绵长、仿佛没有尽头的鞭痕，抽打着1989年那个早已泛黄却在此刻异常清晰的春夜记忆。他枯坐在不足六平米的囚室里，空气是凝固的，弥漫着消毒水、陈年霉味和一种无望的沉寂。膝上摊开的，不是他那昂贵律师团队精心准备、此刻却显得苍白可笑的上诉状，而是一份用塑封仔细保护着、边缘仍不免卷曲起毛的旧报纸复印件。头版那行加粗的黑体字，像烧红的烙铁，烫在他的视网膜上——《“蓝鼎”帝国倾覆实录：从码头“小混混”到跨境赌王的罪恶之路》。旁边配着一张他多年前在斐济主持华人商会新春团拜会的照片，灯红酒绿，他身着剪裁完美的白色西装，手持香槟，正与一位当地部族长老谈笑风生，笑容温文自信，眼底是志得意满的光。照片下方，另一张则是他被引渡回国时，被两名面无表情的干警押解下飞机的侧影，穿着皱巴巴的便服，头发凌乱，微微佝偻着背，与昔日判若两人。文章以猎奇而冷酷的笔调，将他师祖“唐三爷”在清末汉口码头的草莽往事定义为“流氓世家”的罪恶源头，将他师叔唐汉青在租界时代的周旋描绘成“买办与黑帮的勾结”，将他师傅唐振坤在建设时期的奋斗曲解为“利用工程牟取暴利”，最终，浓墨重彩地聚焦于他本人如何利用改革开放初期“三江公司”的“灰色原始积累”，编织起一张从内地到港澳、再延伸到澳新、南太的庞大博彩与洗钱网络，直至野心膨胀，竟欲染指岛国权柄，最终因手下“马仔”殴打“国舅爷”而彻底引爆，被“天网”精准捕获。字里行间，他不仅是法律意义上的罪犯，更被塑造成一个特定时代土壤孕育出的、注定要被铲除的毒瘤象征，其兴衰被赋予了某种“历史必然性”的宿命色彩。

他的指尖，因常年摩挲而略显粗糙的指腹，无意识地划过报纸上“堤下散烟”那几个几乎被忽略的小字，嘴角肌肉牵动，扯出一丝苦涩到近乎虚无的弧度。那才是他，不，是他们这伙人一切“不义之财”最初、也最卑微的注脚。不是什么豪赌一掷千金，不是几十亿的资金跨境腾挪，仅仅是1989年春天，汉口潮湿闷热的空气里，汉正街背后那条污水横流的窄巷深处，潘建申那个半旧人造革提包里，用裁好的牛皮纸仔细包裹、生怕受潮的几包“大前门”和“牡丹”。为了这点微薄到可怜的利润——一包烟赚个毛儿八分——他们需要像地老鼠一样警觉，需要在昏暗的路灯下与各色人等快速交易，需要提心吊胆地留意着“老猫”（市管）的巡逻车，更需要去结交、去打点像武警赵班长那样的小人物。一碗热干面，几句“班长辛苦”、“都不容易”的体己话，或许再加上半包悄悄塞过去的“良友”，换来的可能只是一次眼开眼闭，或是一句“最近风声紧，机灵点”的模糊提醒。那时觉得江湖险恶，每一步都如履薄冰，如今在死缓的阴影下回望，那“薄冰”之下，竟还涌动着市井生存的温热，涌动着在巨大时代夹缝中，几个渺小个体试图抓住点什么、改变点什么的、粗粝而真实的努力。那种“险”，带着人间的烟火气。

而后的发迹，快得就像一场被按下了快进键的荒诞电影。借着九十年代那股几乎要掀翻一切陈旧桎梏的东风，他敏锐地抓住了每一个政策的缝隙、每一次市场的悸动。从垄断汉口几个主要码头的砂石运输，到承接市政工程的边角料，再到利用早期积累的资金和人脉，切入刚刚兴起的娱乐行业，开歌舞厅、夜总会，然后是房地产。他越来越熟练地在灰色地带游刃有余，将师傅那套“人情世故”的江湖法则，与新时代的资本逻辑、权力寻租的潜规则精巧地嫁接在一起。财富像滚雪球，不，像被飓风卷起的海啸，以惊人的速度膨胀，迅速淹没了“堤下散烟”的那个原点。出走海外，既是敏锐嗅觉下的未雨绸缪——国内池塘的水越来越深，规矩也越来越明确，他那庞大的、根系难免带着泥泞的身躯已感到掣肘与寒意；也是一种野心的必然驱使——他渴望一个更广阔、束缚更少的舞台，去验证自己那一套生存哲学是否具有普适性。在斐济，在澳大利亚，他将“江湖”的信用体系（有时以暴力为背书）、灵活机变的处事方式，与资本主义的金融工具、地缘政治的微妙博弈结合起来。赌场不仅是暴利机器，更是完美的现金流通道和高端人脉聚合器；慈善捐款和文化交流是金光闪闪的外衣，有效地漂白着过往，塑造着“爱国侨领”、“社会贤达”的新形象。他一度以为成功了，以为自己完成了从“混黑混蓝”的江湖草莽，到受人尊敬、甚至被部分权力认可的“华人领袖”的华丽蜕变。斐济大选前，几个主要部族领袖的私下承诺，几乎让他触摸到那顶象征世俗权力巅峰的冠冕。他站在维提岛临海庄园的露台上，眺望碧蓝无垠的太平洋，真的以为彻底挣脱了汉江边那个永远需要察言观色、需要隐忍低头的“江湖”，闯出了另一片海阔天空。

直到阿峰那记包裹着旧日码头义愤和当下安保职责的拳头，砸在了那位来自北方、骄横不可一世的“国舅爷”脸上。其实不过是推搡间的一拳，甚至没让对方流鼻血，但“殴打”这个事实，及其象征的羞辱意味，已然足够。顷刻间，天穹破裂。他苦心经营二十余年的海外堡垒，在更高层级、更冷峻的国家意志面前，脆弱得如同阳光下的冰雕。先是当地合作方突然翻脸，然后是各种监管机构以从未有过的效率和严苛姿态上门，银行账户被冻结，合作伙伴急于划清界限，那些曾把酒言欢的政要一夜之间“出国访问”或“无法接通”。华人商会内部迅速分裂，谴责声明一份接一份。他骤然清醒：自己从未真正离开那个无形的“码头”，从未获得与那“又白又红”的终极力量平等对话的资格，遑论抗衡。他所有的资本、人脉、声望，在对方眼里，或许只是一份标注清晰、等待适时收割的“清单”。

引渡回国的过程，是一场精心设计、充满仪式感的“展示”。他成了彰显某种决心与能力的“战利品”，一个用以警示境内外所有“周久明们”的鲜活标本。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将他的一生简化为一条清晰的堕落轨迹。死缓的判决，是悬在头顶、已知终将落下的铡刀；而上诉程序，则是那缓缓绞紧的绳索，给予希望又寸寸剥夺，旨在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他的律师，那位言辞谨慎、总是带着职业性同情表情的中年人，几次“无意”透露的口风，以及通过某些隐秘渠道传到狱中的、语焉不详的信息，都指向同一个冷酷的坐标：要想这把铡刀落得慢一点、轻一点，甚至有一线渺茫生机，就必须“配合”，必须“立功”。而立功的方式，就是开口，咬出更多的人，特别是那些与他有过竞争、合作或恩怨，同样游走于灰色深渊，且可能牵涉更广、更深人物的秘密。名单是开放式的，暗示却指向明确：比如早已在东南亚自立门户、与他渐行渐远的李小军；比如那个神龙见首不见尾、据说在柬缅边境势力盘根错节的曾家后人；甚至，是某些曾与他有过利益往来、如今身份已然不同的“大人物”。这是一场冰冷而高效的交易，用他人的秘密，换取自己或许能稍微喘息片刻的可能。

三监区的放风场地，是一块用高墙和电网圈出的水泥地，午后惨白的阳光斜射下来，毫无温度。这里聚集着经济犯罪、涉黑组织、金融欺诈、职务贪敛等各色曾经的“人上人”。空气中有一种心照不宣的沉寂，每个人都低着头，沿着固定的路线缓慢踱步，眼神偶尔的交汇，也迅速滑开，里面装满了警惕、算计和一种深深的疲惫。周久明知道，接到类似“暗示”的，绝不止他一人。这是一场被更高意志默许甚至引导的“囚徒博弈”。管理者乐于看到这些曾经的猛兽在笼中互相撕咬，不仅因为撕咬的过程会暴露出更多藏匿的“血肉”（罪证与牵连），更因为这种内耗能有效瓦解他们残余的影响力，防止任何人在狱内外形成新的默契或反抗的可能。这是一种深谙权力平衡之术的驾驭，让这些“灰黑”势力的残骸，在互相揭发、互相憎恨中自我消耗，最终化作无害的尘埃，而他们毕生积累的财富与资源，则在过程中被有条不紊地“提取”、“消化”。

他沉默着。面对审讯时那些或直白或迂回的引导，他只是重复着法庭上已经确认、无从更改的事实，不增添任何细节，不攀扯任何旁人。这种沉默，在办案人员眼中或许是冥顽不灵，是“江湖义气”的愚蠢残余；但在放风场地某些掠过的目光里，他却偶尔捕捉到一丝极其复杂的情绪——有嘲讽，有不解，或许，在最深处，也有一星半点几乎无法辨认的、对某种即将消逝之物的黯淡敬意。这敬意无关是非对错，仅仅是对一种即将被碾碎的传统“底线”的临终一瞥。他知道，自己抱着的，不过是一根行将腐朽的木头，在滔天洪流中，它救不了自己的命，甚至可能加速下沉。但放手，意味着某种东西的彻底崩塌，那东西关乎他是谁，从何而来，尽管“何而来”的路径，早已被法律和舆论钉死在耻辱柱上。

夜深人静时，只有走廊尽头狱警规律而沉重的脚步声，以及远处城市永不熄灭的、模糊的嗡鸣。他的思绪飘得更远，也更冷。他耗尽大半生，究竟经营了什么？早年是生存，是带着潘家兄弟、巴叔、李算盘他们，在计划与市场的锯齿间，为自己和跟着自己的一群人啃出一口吃食；后来是野心与证明，证明像他这样出身“江湖”的人，不仅能富贵，还能获得尊重，甚至触摸到权力的边缘，完成某种阶层的跨越与正名。

但现在，铁窗内的冰冷现实，让他看得透彻。无论后来如何用慈善光环、文化外衣、国际身份来层层包裹，其财富帝国的内核，始终无法完全洗脱“不义”的底色。这“不义”，不仅源于早期那些游走于法律边缘甚至越界的原始积累，更在于其整个膨胀过程，始终与权力的灰色地带、与资源的非常规攫取、与规则的刻意模糊紧密相连。这类财富及其衍生的势力，在需要活力、容忍一定混沌的时期，或许能被默许存在，甚至被利用来达成某些不便明言的目标。然而，当风向转变，当需要整肃秩序、廓清边界、彰显无远弗届的权威，或简单需要填补某些亏空时，它们便立刻转化为最理想、最无政治风险的“富矿”。储量丰富，品位极高（价值巨大），且开采它们（清算、罚没、接管）具有天然的道德正当性和法律依据，甚至能赢得民意支持。

“富矿”的比喻，精准得令人骨髓发寒。他们这些人，半生乃至数代人的钻营、冒险、算计，所有的聪明才智与胆大妄为，最终不过是为更高层次的力量，预先勘探、开采并初步冶炼好了一堆堆贵金属，堆放在那里，贴上“不义之财”、“黑恶资产”的标签，等待被随时“提取”。提取的时机、方式、分配给谁，完全取决于“又白又红”体系的整体需要。可以用来充实国库，可以用来打击政敌或平衡派系，可以用来收编其中相对“干净”的部分以壮大某些“自己人”的力量，也可以用作与境外博弈的筹码。而鼓励他们这些“矿主”在狱中互相揭发，则是一石多鸟：既能进一步探明“矿藏”的准确储量和分布（挖掘更多隐秘罪行与关系网），又能让“矿主”们自相残杀，无力组织反抗或保留火种，更能通过这场公开的“撕咬”，向外界展示这种力量的绝对掌控力与无可违逆。

他，周久明，他庞大的、枝蔓延伸到海外的蓝鼎集团，他那些或明或暗的关系人，他数以亿计的各种资产，就是这样一个早已被标记好的、储量惊人的“富矿”。而当年潘建申在堤下，用提心吊胆换来的那几包散烟利润，不过是这庞大矿脉最微小、最初露头的“矿苗”。只是当时，他们满心都是对明日温饱的忧虑，对“老猫”和“赵班长”的忌惮，何曾想过，这微小的矿苗，有朝一日会延伸成足以埋葬他们的巨大矿坑？

“拿什么争？”这个问题的答案，在经年的审讯、上诉、孤寂的囚禁中，早已变得清晰无比，也绝望无比。

金钱？在自由时，金钱是开路先锋，是护身铠甲，是能让鬼推磨的魔咒。但在这里，金钱的来历本身即是原罪，非法部分注定被没收，看似合法的部分也难逃被追溯、被重新定义的命运。金钱买不到法外施恩，反而常常是催动法律机器更加严酷运转的燃料。

人脉？那些在赌场贵宾厅、在私人会所、在海外庄园里与他称兄道弟、利益与共的官商名流，在他沦为阶下囚、失去所有交换价值的那一刻，人脉便已自动蒸发。剩下的，只有急于撇清的关系声明，或是更危险的、来自背后的冷箭。人脉建立在可交换的价值和潜在的威慑之上，一旦这两者归零，人脉即化为泡影。

暴力？更是早已被证明破产的选项。他手下如阿峰那样敢打敢拼的“红棍”，在组织严密、装备精良的国家暴力机器面前，如同螳臂当车。即使在海外，面对有国家力量在后面推动的全面围剿，任何形式的武装抵抗都只是加速灭亡的玩笑。

道义？法律？他行走在灰色阴影中数十年，何曾真正拥有过站在阳光下的道德资格？法律的解释权和执行权，如今完全掌握在对方手中，为他量身定制的罪名，条条清晰，证据链“完整”。他无所可恃，也无所可争。他所仰仗、所经营的一切，在那种融合了绝对暴力垄断、法律最终解释权、道德制高点以及历史叙事权的“又白又红”的复合力量面前，脆弱得像烈日下的霜雪。这力量允许灰色地带在一定时期内作为“必要的恶”存在，甚至利用其活力达成某些目标，但对其最终的控制权、定义权和生杀予夺之权，从未有片刻放松。当他，或者任何一个类似的势力，其膨胀程度、其行为边界、其存在本身，触碰到这条无形的红线，或仅仅是在需要被“提取”以达成其他目标时，清算便会如期而至，精确而彻底。

这并非他独享的悲剧。从古至今，从汉口码头到濠江赌场，从上海滩到金三角，所有试图在正统秩序之外积累起足以撼动或威胁该秩序的巨大财富和隐性权力，却又未能彻底“洗白上岸”、未能与最高权力结成稳固共生关系的“灰黑”或“灰金”势力，其最终归宿，大抵如此。叶汉晚年漂泊，澳门“街市伟”等人销声匿迹，更多风光一时的“地下国王”、“无冕之王”，最终都沦为历史书页中一笔带过的反面注脚，其庞大产业与资源，被有条不紊地吸纳、重组，成为巩固那“又白又红”秩序的新砖石。

上诉的日期一次次被提及，又一次次在毫无实质进展中流逝。周久明知道，结局早已写好，所有的程序，只是让这最终章显得更加庄重而无情。他不再翻阅律师带来的那些越来越薄的卷宗，更多时候，只是透过那方装着坚固铁条的小窗，凝视着外面被切割成条块的、单调的天空。记忆的碎片不受控制地翻涌。

他想起1989年汉口那个雨夜，潘家逼仄的天井里，油毡棚上噼啪的雨声，劣质白酒烧喉的灼热，潘润申不服气的红眼睛，潘观申深重的叹息，潘建申说起“赵班长”时那混合着算计与无奈的神情。那时觉得前路迷茫，但至少兄弟并肩，热血未凉。

他想起“蓝鼎”在悉尼歌剧院旁举办顶级慈善晚宴，名流云集，镁光灯闪烁，他微笑着与州长握手，那一刻，他以为触摸到了另一个世界的门槛。

他想起斐济海滨，落日将海面染成无边的金黄，当地酋长用传统礼仪敬他卡瓦酒，说着含糊但充满诱惑的政治承诺，他曾以为那是新王朝的晨曦。

最终，所有斑斓的画面都如潮水般退去，沉淀下来的，只有师祖唐三爷那张在家族口耳相传中已模糊不清的容颜，以及那句仿佛浸透了百年江风烟雨、此刻在他灵魂深处轰然回响的话：“江湖路远，不必赶尽杀绝。”直到身陷囹圄，命悬一线，他才在彻骨的寒意中真正悟到，师父此言，并非出于仁慈，而是洞悉了“江湖”存在于世间的根本悖论与终极界限——江湖永远在庙堂规制之下，在阳光照耀的秩序之外，也因此，其命运从诞生之日起，就写在了可以被随时“赶尽杀绝”的名单之上。而执行这“赶尽杀绝”的，从来不是江湖上的对头，而是那不容置疑、不容挑战的秩序本身，是那“又白又红”的、笼罩一切的终极力量。

他缓缓起身，走到那张固定的、冰凉的金属小桌前。拿起那支被允许使用的、最简易的塑料签字笔，在统一配发的、印有监区名称的横格信纸上，缓慢地，用力地，一笔一划地写下几行字。不是揭发材料，不是申诉状，甚至不是写给任何特定的人。或许，只是留给这个即将彻底吞噬他的世界，留给那段再也回不去的江湖岁月，最后一点微不足道的、即将湮灭的痕迹：

“堤下烟散，海上楼空。曾逐巨浪，终葬洪流。非力不逮，时也命也。江湖夜雨，再无归舟。诸君保重，各自前程。”

写罢，他凝视了片刻，然后仔细地将信纸对折，再对折，变成一个方正的小块，塞在枕头下那个不会被轻易发现的角落。仿佛如此，便可将那一丝微弱的气息，多保存一刻。

窗外，天色不知不觉已彻底暗沉下来，又一个监区的黄昏，准时降临，冰冷而精确。这黄昏属于他，属于蓝鼎，或许，也属于某一个正在被强力翻页、所有灰色与混沌都被坚决荡涤的时代章节。高墙之外，那个他曾经熟悉又最终陌生的世界，依然在以一种他无法完全理解的速度和模式轰然运转。新的财富神话每天都在诞生，新的灰色地带可能在更隐蔽的角落、以更技术化的形式悄然形成，新的、更聪明的“周久明”们，或许正在阅读关于他的报道，有的引以为戒，有的则自负能避开所有陷阱，驾驭那灰色的巨兽，触摸那虚幻的王冠，最终逃脱那“富矿”的宿命。

雨，又毫无征兆地下了起来，开始是零星的敲打，很快就连成一片密集的、压抑的哗响，冲刷着高高的围墙、冰冷的电网和狭小的铁窗。这雨声，与记忆中1989年汉口老屋瓦片上的声响，奇妙地重叠在一起，穿透了三十四年的时光尘埃。只是，再也没有逼仄天井里的酒气与争吵，没有兄弟间虽沉重却仍带着温度的互相支撑；只有无边无际的、仿佛要淹没一切的、冷到骨髓里的雨声，和这雨声包裹着的、漫长而无望的、似乎永不会完结的监牢之夜。

江湖从未真正消失，它只是不断变换着形态和战场，在新的时代寻找新的宿主与表达。而黄昏，总会轮流降临在每一个曾自以为跳出轮回、掌控了命运的弄潮儿头顶，从无例外。雨幕之后，是更深沉的黑夜，还是被强力清洗后、属于另一个清晨的、绝对而陌生的白光？他不知道。他的江湖路，已然走到了尽头，眼前只剩这片白茫茫的、无尽的雨，和身后那无可抗拒、也无法理解的、冰冷而灼热的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