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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是顺利接回来了，但如何安全运抵汉口，并分散存储、销售，是下一个更严峻的挑战。这需要打通汉口的码头、仓储环节，并编织一张更精细、也更牢固的本地保护网。

潘观申利用码头清淤工程建立起来的关系网开始发挥关键作用。那个港务局的杨调度是第一个枢纽。杨调度四十多岁，微胖，喜欢穿灰色的确良衬衫，袖口挽起，露出一块“上海”牌手表，说话慢条斯理，但眼神里总带着一种小人物掌握着一点小权力后的审慎与精明。潘建申没有直接给杨调度塞大钱，风险太高，也容易把人吓跑或养成贪得无厌的胃口。

他选择了更迂回、也更“温情”的路径——通过杨调度那个在港区三号码头仓库做临时搬运工的小舅子。小舅子姓李，三十来岁，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左腿有点跛，干不了重活，性格也有些懦弱内向，在仓库里常被人欺负，只能干些看夜、打扫的杂活，工资微薄，家里老婆没工作，还有个生病的老娘，日子过得紧巴巴。

潘建申让周久明定期去“看望”李跛子。有时是两条“大前门”，有时是两瓶廉价的“汉汾酒”，用报纸包着，趁没人的时候塞给他。说是“建申哥听说李哥家里不容易，一点心意”。周久明嘴甜，一口一个“李哥”，从不提任何要求，只是闲扯些天气、码头上的趣闻。混熟了之后，有一次听说李跛子家屋顶漏雨，潘建申立刻让手下一个懂泥瓦匠活计的兄弟，带着材料去帮他修好了，分文未取。还有一次，李跛子的老娘风湿腿疼得厉害，潘建申又“偶然”认识一个擅长针灸推拿的老中医，让周久明领着去看了几次，确实缓解了不少。

这些“小事”积累的人情，像细雨渗入泥土，比狂风暴雨般的金钱贿赂更让人难以拒绝，也更容易产生一种带着愧疚的“自己人”感觉。李跛子对周久明越来越亲热，有时甚至会主动唠叨些仓库里的琐事，哪个管理员贪小便宜，哪个时段查岗松，哪片旧仓库堆的东西常年没人动等等。

时机成熟后，潘建申在一次“顺便”请李跛子吃饭的小饭馆里，才像不经意地提起：“李哥，有批老乡托我带的东西，杂七杂八的，想暂时在码头仓库找个角落放几天，周转一下。你看……三号库东头那个放废弃篷布的角落，能不能行个方便？就几天，绝不给李哥添麻烦。” 他边说，边把一个装着两条“红塔山”和一点“茶叶钱”的布包，轻轻推到李跛子手边。

李跛子看着那个布包，又看看潘建申诚恳的脸，想起自家修好的屋顶和老娘减轻的病痛，嘴唇嚅嗫了几下，最终点了点头，声音很低：“东头……平时没啥人去。晚上……晚上我当班的时候，最好。东西……别太多，也别放太久。”

就这样，第一个落脚点以极低的成本和风险打通了。那批从城陵矶运来的香烟，被化整为零，重新打包，混杂在几批有杨调度“打招呼”放行的、手续齐全的“湖南竹器”和“江西瓷器”货件里，利用港区内部转运的间隙和李跛子当值的夜晚，分批进入了三号码头东侧那个堆放废弃杂物、蛛网密布的角落。潘建申甚至让周久明帮忙，弄来些破旧的帆布和废木箱，把那几十个装着香烟的纸箱遮掩得更加不起眼。

然而，堤下这个终端市场，从来不是风平浪静的港湾。潘建申生意的红火，像滴入滚烫油锅的水，立刻激起了更剧烈的反应。他不仅稳定地供应着中高档香烟，还因为货源“正宗”（水货质量往往优于当时一些国营烟厂的产品），价格又有优势，很快吸引了一批固定的、愿意出高价的客户，包括一些地下牌局的组织者和中小型个体餐馆、旅社的老板。这直接触动了原先盘踞在堤下、以河南帮疤脸王和安徽帮“独眼龙”为首的地头蛇的利益。

疤脸王和独眼龙虽然也做些倒卖票据、欺行霸市、收点保护费的勾当，但在香烟这种“硬通货”上，他们缺乏稳定的一手货源，只能从更上游的批发商那里拿货，成本高，利润薄。潘建申的“直销”模式，等于在他们的地盘上挖走了一块最肥的肉。

冲突起初是试探性的。几个生面孔的混混开始在潘建申摊点附近晃悠，眼神不善地打量着来往顾客。接着，有熟客反映，在离摊子不远的地方被人“劝告”，说这里的烟“来路不明”、“抽了犯病”。周久明和黑伢都提高了警惕。

真正的风暴在一个闷热的夜晚来临。潘建申在堤下另一个更隐蔽的民房租了个小隔间，作为临时周转和存放少量紧俏货的“小仓”。那晚，周久明和黑伢刚把一批新到的“红塔山”搬进去，锁好门离开不久，就听到那边传来打砸声和叫骂。他们赶紧跑回去，只见木门被踹开，里面一片狼藉，几个装着香烟的纸箱被撕开，烟散落一地，被踩得稀烂。四五个手持棍棒、蒙着面的汉子正要离开，与闻讯赶来的潘润申和另外两个潘家兄弟带来的湖南老乡迎面撞上。

没有多余的废话，械斗在狭窄、堆满杂物的巷道里瞬间爆发。棍棒挥舞，拳脚相加，怒骂和痛呼在夜晚的堤下显得格外刺耳。潘润申像一头被激怒的豹子，冲在最前面，一根钢管被他抡得呼呼生风，对方一个汉子被他砸中肩膀，惨叫一声倒地。但对方人更多，下手也黑，一个混混从侧面用板砖拍向潘润申的后脑，潘润申躲闪不及，额角被划开一道长长的口子，鲜血顿时涌出，糊住了他半边脸。血腥味刺激得他更加狂躁，他抹了把脸，反而更凶猛地扑了上去。周久明和黑伢也捡起地上的碎砖、木棍加入了混战，心里虽然害怕，但知道此刻没有退路。

这场斗殴持续时间不长，但足够惨烈。潘润申头破血流，对方也有两三个人挂了彩，一个胳膊疑似被打断。附近的居民被惊动，有人开窗呵斥，更有人可能去报了警。不知道是谁先喊了一声“雷子来了！”，双方才像受惊的野兽般迅速分开，搀扶着伤员，消失在堤下迷宫般的小巷和夜色中。

事情闹大了。堤下见血，还动了棍棒，这已经超出了寻常争抢地盘的范畴，很可能引来派出所的严肃处理。潘建申得知消息后，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他知道，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靠扯虎皮（提李主任、赵会长）或小恩小惠（送几条烟）应付了。对方这次是下了狠手，要把他赶出堤下，或者至少撕下一大块肉来。他必须展现出更强的控制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否则堤下这块根据地可能不保，也会让刚刚建立起来的货源和下游的“关系”看轻，觉得他潘建申在汉口地面镇不住场子。

他做了两手准备，软硬兼施。

软的一手，是“分利”与安抚。他让周久明带着一笔数目可观的“医药费”和“压惊费”，以及几条上好的“红塔山”，通过之前打点过的、疤脸王手下那个还算能说上话的小六，递话给疤脸王和独眼龙。话里的意思很明确：第一，这次的事，是误会，我们不想把事情搞大，对谁都没好处；第二，堤下市场这么大，没必要你死我活。可以“划区而治”，堤下东头，从泵房往东到废料堆，归他们；西头，泵房往西到老堤闸口，归潘建申。两边井水不犯河水。第三，潘建申愿意“交个朋友”，以后可以按低于市场价一成五的价格，每月定期供给他们一定数量的“牡丹”、“大前门”这类中低档香烟，让他们也有利可图，不至于断了财路。这是明确的利益让渡，是妥协，也是分化（只给中低档烟，高档烟市场仍掌握在自己手里）。

硬的一手，则是“借势”与威慑。这次，潘建申决定动用他经营最深、也最危险的“那条线”——长江航运公安局汉口分局的陈副所长。这不再是“顺便帮个小忙”，而是需要对方实实在在地行使权力，进行针对性打击，以确立自己的“官方背景”和不可轻易招惹的形象。他不能直接去找陈副所长提要求，那太露骨，也容易留下把柄。

他采用了更迂回的方式。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他让周久明以“老乡好久没聚，听说赵班长要调岗了，提前送送”的名义，请赵班长在汉阳桥下的一家老通城酒楼吃饭。酒是普通的“黄鹤楼”，菜却是地道的土蔬山野货。席间，周久明按照潘建申的嘱咐，先是和赵班长聊家常，关心他老家的父母，问起他调动的事（其实是潘建申打听来的模糊消息），表示不舍。等酒喝到微醺，气氛融洽时，周久明才“忧心忡忡”、像拉家常般提起：

“赵哥，你们最近执勤辛苦吧？听说堤下那片，还有码头附近，最近不太平。有些外地流窜来的‘混混’（特意用了这个指向不明的词），拉帮结派，打架斗殴，还强买强卖，搞得乌烟瘴气。我们这些做点小生意的，都提心吊胆。上次我差点被抢……这要是不管管，万一闹出大事，恐怕对江面治安也不好，你们武警兄弟巡逻压力也大啊。”

赵班长喝了口酒，咂咂嘴：“是啊，是有听说。不过那片归水警和派出所管得多。我们主要管堤防和重点区域。” 他顿了顿，看了周久明一眼，似乎明白了什么，但没点破，只是说：“不过治安不好，是大家的麻烦。我有个老乡，在分局刑警队，他们也头疼这些流窜作案的呢。”

这话，经由赵班长“无意中”说给他在水警中队的一个同乡战友听，又或者通过其他更隐秘的渠道，辗转传到了负责那片区域水面治安和码头周边刑事案件协调的陈副所长耳朵里。陈副所长最近正因为辖区治安指标有点头疼，上面催得紧。潘建申这边传递的信息，虽然模糊，但指向了“流窜作案”、“可能影响江面治安”和“有恶性案件苗头”这几个关键词，正好给了他一个“整治”的由头和方向，而且看起来像是“群众反映”。

几天后，一次针对堤下及周边码头区域的、规模不大但针对性强的“治安突击整治”行动在夜晚展开。带队的是陈副所长的心腹，目标明确，直扑疤脸王和独眼龙控制的几个聚赌窝点、销赃仓库和他们手下经常聚集的两个录像厅。行动迅速，抓了七八个来不及跑掉的骨干和喽啰，没收了不少赌资、一些来路不明的收录机、磁带和手表，以“聚众赌博”和“窝藏赃物”为由，将人带回所里拘留。虽然未必能定重罪，但足够让疤脸王和独眼龙肉痛一阵，更重要的是，狠狠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让他们明白了谁是这片水面“说了算”的人。

行动结束后第二天傍晚，陈副所长“恰巧”下班路过，穿着便服，背着手，像是散步，慢悠悠地逛到了堤下市场。此时市场已恢复了表面的平静。他路过潘建申那个已经收拾整齐、照常营业的摊点时，脚步稍微停顿了一下。潘建申立刻站起身，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恭敬和一丝“后怕”：“陈所长，您下班了？吃了吗？这边……最近好像清净多了。”

陈副所长看了潘建申一眼，目光在他脸上停留了一秒，又扫了一眼摊位，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几不可察地点了点头，用鼻子轻轻“嗯”了一声，像是回应，又像只是清了一下嗓子。然后，他什么也没说，背着手，继续迈着方步，晃晃悠悠地走了。整个过程不到十秒钟，没有任何言语交流，但其中的意味，在堤下这个人人嗅觉灵敏的地方，已经足够明确。

疤脸王和独眼龙不是傻子，立刻明白了其中的信号。他们不仅接受了潘建申“划区而治”的方案，接下了那份带有“进贡”性质的优惠香烟订单，甚至让小六带话过来，语气客气了许多，表示“之前是误会，以后井水不犯河水，有事好商量”。堤下的秩序，以一种暴力冲突开场、权力介入调停、最终利益重新分配的方式，暂时恢复了平静。潘建申的权威，通过这次事件，在堤下灰色地带的中下层从业者和各路“神仙”心中，悄然树立起来。人们开始私下用带着敬畏的口气称他“申哥”，而不仅仅是“建申”。

周久明全程参与并近距离观察了这次危机处理。他看到了潘建申如何将“分利”（给对手甜头）与“借势”（利用官方力量打击）精妙地结合，如何将经济手段与权力威慑并用，最终达到了控制局面、巩固地盘、甚至提升自身地位的目的。他也更深刻地认识到，赵班长这样的基层关系，不仅仅是“行方便”的眼线，更是安全而有效的“传声筒”和“压力传导杆”；而陈副所长那样的“保护伞”，其价值不仅在于平时的“风平浪静”，更在于关键时刻能够精准地调动国家机器，解决“地面”上无法用江湖规矩解决的麻烦，而且做得看起来冠冕堂皇。当然，这种调动需要付出相应的、长期的、且随着“使用”次数增加而必然越来越昂贵的“维护”成本。

潘建申在事后对周久明总结道，像是在传授心法：“久明，这回看清楚了吧？咱们这生意，像是在一堆烧着的干柴上走钢丝，下面，是河南帮、安徽帮这些明火，你得防着他们烧着你；旁边，是‘老猫’、水警这些穿制服的，他们手里有灭火器，也能把火引到你身上。咱们要做的，是让明火别太旺，别烧过来，有时候还得丢点柴火给他们，让他们也有火取暖，别急着来抢你的；让拿灭火器的人，觉得你这片火暂时可控，不会燎原，甚至……有时候还得靠他们吹吹风，把别处的火苗引过来烧一烧，或者帮你把靠得太近的火堆浇一浇。这其中的分寸，差一丝，就是火烧身，或者被水浇得透心凉。”

为了进一步“润滑”与陈副所长的关系，并将其与更实际的利益捆绑，而不仅仅是“帮一次忙”的人情消耗，潘建申策划了一次更“贴心”、也更不着痕迹的行动。他通过杨调度得知，陈副所长家所在的片区（一片老国企宿舍区）的拆迁补偿谈判陷入僵局，住户嫌补偿标准低，与开发商和区里派来的工作组对峙，情绪激动，陈副所长也被牵扯其中，颇为头疼。潘建申“恰好”认识一个在区法院搞执行工作的“朋友”（其实是潘观申在码头上认识的一个包工头的连襟），了解到一些近期类似拆迁纠纷的法院判决案例、补偿标准的具体操作空间以及工作组内部的压力点。

他没有直接给陈副所长出主意，那太冒失，也容易让对方警觉。他让周久明“偶然”间，将一份仔细整理过的、剪贴了近期几起类似拆迁案法院判决结果摘要的笔记本，以及几份关于拆迁补偿政策的内部文件复印件（来源模糊，但内容关键），“遗忘”在陈副所长常去家附近一个茶馆的固定座位上，用一杯没喝完的茶压着。陈副所长回来后，自然看到了。不久后，从杨调度那边传来消息，陈副所长家的拆迁补偿问题，经过“据理力争”和“协调”，得到了“比较圆满”的解决，条件优于大多数邻居。

投桃报李。几天后的一个深夜，潘建申的一条船（挂着别的船号）在运输一批“特殊货物”（一批真正的建材中，混杂了少量高档香烟）时，在汉江口附近水域被陈副所长手下的一条巡逻艇例行登船检查。带队的是陈副所长的心腹。登船后，那位警官与站在船头的潘建申对视一眼，潘建申脸上是恰到好处的“紧张”与“配合”。警官简单看了看货单，用手电在几个标有记号的、装着“瓷砖”的木箱上随意照了照，用手拍了拍箱体，然后对潘建申说：“手续齐全。晚上行船，注意安全，最近上面有专项检查风声，尽量避开主航道深夜航行。走吧。” 挥手放行。

消息没有刻意传播，但在这个圈子里，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有限的范围内都知道，潘建申的“水路”，在陈副所长管辖的这段江面上，是“通畅”的。这无形中极大提升了他的信誉和吸引力。一些原本观望的、更隐蔽的小型地下牌局组织者，以及两家新开业的、装修相对“高档”的个体餐馆和旅社老板，也开始主动通过熟人找上门来，希望建立稳定的供货关系。散烟生意的网络，在风险与利益的反复博弈、平衡中，悄然却又扎实地向外扩张了一圈。

周久明负责的账本越来越厚，记录的内容也越来越复杂，像一本灰色的密码书。不仅有进货（分源头、批次、种类、单价）、出货（分客户、数量、售价）、损耗（运输损坏、受潮、被老鼠咬）、毛利润，还有一本单独的、用只有他和潘建申能看懂的符号记录的“特殊开支”账簿：

“杨表舅药费” – 给杨调度小舅子李跛子的“营养费”和“修缮费”。

“小王月敬” – 每月固定给疤脸王手下小六的“好处费”。

“赵乡邮” – 给赵班长老家捎带土产、寄钱的费用。

“陈节礼” – 逢年过节给陈副所长家孩子准备的“压岁钱”或“学习用品费”（金额精确控制在既不寒酸也不会引人注目的区间）。

“码头茶水” – 打点港口其他可能接触到货物环节的小人物（如搬运工头、仓库门卫）的零星费用。

“应急医疗” – 处理如上次械斗后，己方伤员（潘润申）和打点对方伤员、平息事端的医药费和补偿费。

“所里茶水” – 打点辖区派出所普通民警，避免被刻意刁难的费用。

“信息费” – 购买各种可能有用的“风声”、“消息”的费用。

每一笔支出，都对应着这条灰色产业链上的一个环节，一个需要不断润滑、加固、或临时堵漏的节点。它不像青菱乡的庄稼，春种秋收，看天吃饭；它更像在黑暗的丛林里铺设一条隐秘的小路，需要时刻提防野兽、陷阱、以及同样在黑暗中窥伺的其他猎手，每一寸前进，都需要支付相应的“买路钱”。

他开始真正理解潘观申那把油亮木尺的更深层含义——它量的绝不仅仅是钞票的物理厚度。它是在度量每一次交易背后的风险权重，是评估每一条“关系”的当前价码与潜在价值，是计算在这片浑浊不清的江湖水面上，维持这条小船不至于倾覆，所需支付的、林林总总的隐形税费。生存的算术，远比田埂上计量稻谷的“斗”和“升”复杂、精密，也残酷得多。

一天傍晚，夕阳像一块将要燃尽的炭，把江水染成一种不安的暗红色。周久明在堤下收摊，正低头清点着塑料布上最后的几包“圆球”和“游泳”。旁边江堤上，两个头发花白、穿着洗得发白工装的老搬运工，蹲在废弃的缆桩上，就着一小包花生米，喝着一瓶廉价的“黄鹤楼”散酒，边喝边闲聊。声音被江风吹得断断续续，但有些字句还是飘进了周久明耳朵里。

一个嗓音沙哑地说：“……听说了吗？海南那边，倒卖进口汽车，抓了一大批，公审，毙了好几个！报纸上都登了，照片那么清楚……”

另一个用力咂了一口酒，把花生壳吐到江里，叹口气：“这世道……唉。去年还说‘搞活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今年这风……好像又有点紧。听说汉正街好些‘万元户’，这几天门都不敢开大，生怕被当‘投机倒把’典型。”

“可不是嘛，”沙哑声音接着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可胆子太大了……枪子儿它不认人啊。咱们这把老骨头，还是老老实实扛包，挣点力气钱安稳。”

“安稳？呵，厂里都快发不出工资了，安稳顶个屁用……”

周久明心里猛地一紧，像被冰冷的江水呛了一下。他想起最近偶尔瞥见的报纸标题，似乎确实多了些“严厉打击经济犯罪”、“整顿市场秩序”的字眼。广播里，那种铿锵有力、强调“纪律”和“打击”的声音也似乎多了起来。潘建申前几天也特意嘱咐他，近期“三五”、“万宝路”这类太扎眼的外烟要减少出货，摊子上尽量以“牡丹”、“大前门”为主，包装太鲜艳的也要收起来。风声鹤唳，像这江上春秋季节常见的浓雾，不知何时会突然弥漫开来，将一切轮廓吞噬，也将一切道路掩盖。

他将最后几包烟迅速收进那个半旧的人造革提包，拉链发出干涩的“刺啦”声。站起身，拍了拍裤腿上的尘土。江对岸，汉口城的灯火已经开始星星点点地亮起，逐渐连成一片璀璨却遥远的光海，勾勒出一个庞大、繁荣而又陌生的现代化都市轮廓。高楼（虽然当时不多）的阴影，和无数蜂窝般的窗户里透出的灯光，交织出一种与堤下截然不同的、属于“岸上”的秩序与生活。

他脚下的堤坝，水泥斑驳，杂草从缝隙中顽强钻出。这条大堤，曾经是他逃离青菱乡后，挣扎求生的最初立足点，如今却仿佛成了横亘在他与对岸那个“正常”世界之间的一道清晰而又模糊的分界线。线的这边，是弥漫着烟味、汗味、廉价香水味、柴油味，充斥着算计、风险、暴力阴影和灰色交易的江湖水域；线的那边，是灯火通明、车水马龙、有着清晰规则和体面生活的“岸上”社会。

他知道，自己已经在这条线上走了很远，陷得很深。回头望去，青菱乡的荷香、稻浪、父母佝偻的背影和弟弟妹妹渴望的眼神，都已褪色成记忆中一幅遥远而模糊的田园画，再也回不去了。向前望去，则是迷雾笼罩、暗流汹涌、不知深浅的广阔水域，黑暗中闪烁着诱人的磷光，也隐藏着致命的漩涡。

他能做的，只是抓紧从潘家兄弟那里，从这险恶江湖中，一点一滴学来、体会来的一切——观申哥的沉稳格局与对“往上走”那不肯熄灭的念想，建申哥的机变算计与在夹缝中编织关系、平衡风险的精妙手腕，润申哥的勇悍血性与关键时刻豁得出去的狠劲——努力在这根被越绷越紧、越来越细、摇晃也越发剧烈的钢丝上，调动全部心神，维持着那脆弱而危险的平衡，一点一点，向前挪动。

至于终点是轰然坠落，粉身碎骨，还是侥幸抵达某个不堪的、却勉强可以喘息的彼岸，他已无力，也不敢去深究。活下去，并且尽力活得好一点，让乡下的家人能稍微宽裕些，让自己在这庞大的城市里能有一席遮身之地——这是驱动他所有行动最原始、也最强大的本能。而脚下这条从堤下蔓延开、深入码头、连接船仓、触角伸向南方的灰色烟路，正是他目前所能抓住的、最现实有力的一根稻草，尽管他比谁都清楚，这根稻草本身，也可能随时被风浪打断，或者，将他拖入更幽深、更无法挣脱的黑暗漩涡。江风带着晚春的凉意吹来，他紧了紧单薄的夹克，提起那个沉甸甸的提包，转身，汇入了堤下渐渐稀疏、各自归家的人流之中，背影很快消失在越来越浓的暮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