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久明蓝鼎免费无弹窗_江城黑帮小说已完结

“我们潘家，在洞庭湖上漂了三代。”

潘观申的声音，像一块投入平静水面的石头，把周久明从那段充斥着烟味、汗味和心惊肉跳的回忆里猛地拉回现实。这位潘家老大手里攥着一块青黑色的磨刀石，正有一下没一下地打磨着一把刨木用的老锛子。锛子铁口与粗粝石面摩擦，发出“嘶啦——嘶啦——”的单调声响，沉闷而固执，像极了周久明想象中，他们祖辈在浩渺洞庭湖上，摇动沉重橹桨的节奏。潘观申低着头，额前几缕被江风吹得干硬、略显蓬乱的黑发垂下来，遮住了小半边古铜色的脸膛。那脸膛是常年水风吹刮、日头曝晒留下的烙印，肤色深得像陈年酱缸，皱纹则像干涸湖床的裂痕，深刻而杂乱，从眼角鱼尾纹开始，一路延伸到两腮、下巴，记录着无数次与风浪、生计、各色人等的对峙与周旋。

“爷爷那辈，一条小木船，船帮薄得能透光。靠一台铁疙瘩人力水泵，给沿岸的稻田抽水。那泵，死沉，摇一圈，链条嘎吱响，汗珠子能砸碎脚背。”潘观申停下动作，用拇指指腹极其小心地试了试锛子刃口，锋快，在昏蒙的船舱光线里闪过一道冷冽的微光，映出他眼中一点沉郁而遥远的光。“水上的规矩，不是写在纸上的，是爷爷那辈人，用肩膀上的血泡、膝盖上的老茧，还有……有时候是肋骨，换来的。哪片湖滩能抽沙，哪片是别家地盘，水深水浅哪里能走船，过界了怎么赔礼，见了面第一根烟怎么递，话怎么说，都有讲究，错不得。错了，轻则赔钱赔笑，重则……”他顿了顿，把锛子放下，拿起旁边一个油渍麻花、看不出原色的帆布工具袋，从里面稀里哗啦倒出几个黄铜的、形状各异的旧阀门，一段锈迹斑斑的船用齿轮，还有几个磨损严重的轴承，摊在面前那张被机油浸得发黑的矮木桌上。这些冰冷的、沉默的金属零件，仿佛比任何言语都更能诉说父辈的故事。“到了爹那辈，算是鸟枪换炮，东拼西凑，加上爷爷攒下的底子，咬牙买了第一条烧柴油的机器船。‘东方红’牌，十二匹马力。力气省了不老少，能跑得更远，抽的沙是以前的十倍不止。可招来的眼，也跟着多了十倍。”他拿起那个最大的黄铜阀门，手指无意识地捻动着锈死的转轴，发出干涩刺耳的“咯咯”声，仿佛在拧动岁月的发条。“水上稽查队的白色小汽艇，‘突突突’地追，像水蚊子，你得会躲，会藏进芦苇荡，还得会‘上贡’——好烟好酒，有时候直接是‘老人头’。岸上的沙霸，地头蛇，看着你船肚子里黄澄澄的沙子眼红，你得会分，会让利，有时候也得豁出去亮亮拳头、摆摆狠，让他们晓得，洞庭湖里讨生活的老雀儿，不是光会呷水的鱼，被逼急了，也能啄瞎人的眼。”他的声音始终很平，像在叙述一件与己无关的、很久以前的轶事，甚至像在描述今天阴晴不定的天气。但周久明听得出，那平淡无波的语调底下，是湖水深处沉积多年的厚重淤泥，腥咸，冰冷，带着被掩埋的挣扎与叹息。“我爹的右手食指，就丢在跟岳阳一个姓马的沙霸争码头的那次。不是砍断的，是被铁棍砸的，骨头碎成了渣，接不上，就那么怪异地歪着，再也伸不直。他后来说，不亏，一根手指头，换咱家船在那一带三四年的太平，值。”

潘观申的语气越是平淡，周久明心里那份共鸣却越是清晰。他想起青菱乡的乡亲，为了灌溉水源，为了鱼塘边界的寸土尺水，也常常争执得面红耳赤，甚至抡起扁担锄头。只是规模小得多，也“土”得多，更像乡间蛮勇的斗气。而潘润申此刻激愤于河南帮、安徽帮的抢夺，那种“不拼连屎都吃不上热乎”的、从牙缝里迸出来的狠劲，周久明在汉口码头扛大包时，为了争抢一趟装卸费高些的“俏活”，也从那些五大三粗、眼神混浊的力工眼中看到过。生存的残酷底色，在城乡之间并无二致，只是城市的舞台更大，灯光更迷离，于是这残酷也被染上了更复杂、更隐蔽也更赤裸的颜色。

“为什么来汉口？”潘观申终于抬起眼，目光不再看那些旧零件，而是穿过狭小船舱那扇布满水渍的方形窗户，投向外面浑浊浩荡、永不停歇的江面。“湖南的河道，规矩越来越硬，条条框框像夏天的水蚊子，越来越多，越来越密。抽沙要证，运沙要条，这里设卡，那里收费，处处是门坎，处处要打点。赚点卖力气的辛苦钱，倒像做贼，偷偷摸摸，心惊肉跳。”他下巴朝窗外扬了扬，那里，巨大的货轮正拉响沉闷的汽笛，拖着一长串驳船缓缓驶过。“这边呢？大江大河，气象不同。国家搞建设，修桥、铺路、盖大楼，哪一样离得开沙子、石头、土方？这就是水，新水，活水，看起来浑，底下有东西。我们这种人，祖祖辈辈靠水吃饭，鼻子灵，就得往这活水里扎，往这有鱼的地方游。”

潘润申一直背靠着舱门框，手里用一块黑得看不出原色的破帆布，反复地、用力地擦拭着一把水手刀。刀身狭长，寒光凛凛，显然是精心保养过的。听到这里，他把刀“哐”地一声，重重拍在厚实的门框木板上，拧干手里的破布，粗鲁地甩上自己肌肉虬结的肩膀，水珠溅到周久明脚边的甲板上。他转过身，脸上横肉紧绷，眼睛瞪得像铜铃，里面布满熬夜和戾气交织的血丝。“机会是多！可他妈抢食的野狗更多！”他声音粗嘎沙哑，带着浓重湖南口音特有的硬棱角，每个字都像砸出来的，“河南帮，仗着他们人多，抱团欺生！卸货抢在前面，装车堵你的路！安徽帮，心黑手更黑，表面跟你称兄道弟，背地里专玩阴的，凿船、偷油、断缆绳，什么下作手段都使得出！还有本地的那些‘码头帮’，地头蛇！看我们这些外来的‘湖南骡子’，就像看叫花子！不拼？不拼出点血性，不把牙齿磨尖了，连屎都吃不上热乎的！”他越说越激动，胸膛剧烈起伏，显然对之前码头冲突没能真刀真枪干一场，心里仍憋着一股无处发泄的邪火，这火气日夜炙烤着他。

潘建申此时已检查完最后一截缆绳，把挽好的、粗如儿臂的绳圈轻轻盘放在角落，动作稳当利落。他走回来，在潘观申对面坐下，端起那个搪瓷脱落得斑斑驳驳、露出底下黑铁、却还顽强印着“广阔天地 大有作为”褪色红字的旧缸子，吹开浮在表面的茶梗和泡沫，呷了一大口浓得发黑、苦中带涩的粗茶。放下缸子，发出“咚”一声轻响，他才开口，声音比潘观申多了一丝软和与温度，却又比潘润申多了十分的冷静和盘算。“拼，是得拼。但拼，也得讲方法，讲路数。”他用手指点了点潘润申的方向，“像润申你这样，三句话不离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那是野路子，是没开化的蛮劲。你今天打跑一个李疤子，明天就有张疤子、王疤子冒出来。打来打去，血灌饱了别人的田地，自己落下什么？一身洗不掉的伤疤，还有派出所里越来越厚的案底。划得来吗？”他转向周久明，眼神里带着一种明显的考校和引导意味，“久明，你在蔡老倌那里，也混了些日子了，三教九流的人见过不少。你说说看，赌桌上，赌客最怕什么？最忌讳什么？”

周久明正听得心潮起伏，冷不防被点名。他深吸一口气，压下纷乱的思绪，眼前仿佛又出现了蔡老倌那间烟雾缭绕的密室，那些赢了钱就狂笑不止、输了钱就眼珠通红、恨不得把桌子啃了的赌徒脸孔，还有自己泼出那壶开水后那种彻骨的冰凉与后怕。他舔了舔有些发干的嘴唇，尽量让声音平稳：“怕输红眼，乱了方寸。一乱，心里那杆秤就歪了，看不清牌路，算不清赔率，更看不出坐在你旁边的人，递过来的烟是善意还是歹意，说的话是实话还是圈套。有多少本钱都能稀里糊涂填进去，平日里攒下的多少情面，都能在一瞬间撕破脸皮。”

“对头！”潘建申轻轻一拍面前的矮桌，眼里闪过一抹清晰的赞许，甚至有一丝遇到可造之材的欣慰，“就是这个理！咱们现在，就像是被推上了一张天那么大的赌桌。对手是谁？是这个越来越让人看不懂的世道，是那些明里暗里跟咱们抢食的帮派，是那些手里握着印把子、管着卡着咱们命门的各路人马。赌注呢？”他环视这狭小、简陋却承载着一家生计和全部希望的船舱，目光扫过角落里堆放的杂乱工具、墙上挂着的湿漉漉的工装、炉子上那个被烧得乌黑、正噗噗冒着白气的旧铝壶，最后回到周久明脸上，“是咱们的身家性命，是船后头老家爹娘婆姨娃娃眼巴巴的指望。光有胆子，像润申，不行。红了眼闷头往前冲，死得快，也死得糊涂。光有心计，像观申哥，有时候也难免……瞻前顾后，错失良机。”他顿了顿，巧妙地避开潘观申投来的平静却深邃的目光，“得把这两样东西，像揉面一样，揉到一起去。胆子要有，心计更要有。心里得有一本清清楚楚的账，知道什么时候该下重注，押上全部身家搏一把；知道什么时候该悄悄弃牌，哪怕赔点小钱，也得赶紧溜边，保本为上；知道什么时候……”他身体微微前倾，压低了声音，眼里闪烁着一种幽深难测、混合着野心与警惕的光，“该不动声色地，换个桌子玩。这张桌子风水不好了，或者玩不起更大的了，就得找下一张。”

“换桌子？”周久明一时没完全转过弯来。在他的认知里，能坐上牌桌已属不易，换桌子？谈何容易。

潘观申接过话头，他不再看江，而是重新拿起桌上那个锈迹斑斑的船用齿轮，放在掌心，仿佛能从那磨损严重的齿牙间，触摸到命运无常的轨迹与阻力。“建申的意思是，不能总在泥里打滚，跟那些蚂蟥、水蛭争一口烂泥吃。抽沙运土，是实打实的力气活，汗珠子摔八瓣，来钱却像挤牙膏，慢，而且抢的人多，血汗钱里都带着河底的腥气和别人的眼红。”他把齿轮轻轻放回桌面，发出沉闷的一声轻响。“得往上走，往干净点的地方，亮堂点的地方走。哪怕只是沾点边。”他的目光变得悠远，语气里那份一直被压抑着的憧憬，此刻变得清晰而滚烫，像冰层下的暗流。“像霍英东，霍先生，你们听说过吧？早年也是水上人家，舢板上摇大的，跟咱们祖上差不多。可后来呢？人家摇的是什么船？是给内地运药品、运紧缺物资的船！那是雪中送炭，帮了国家大忙的！这才叫眼光，叫格局，叫真正的‘换桌子’！”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些，却更用力，“咱们不敢指望能有霍先生那样的通天造化，但至少，心里得有个念想，不能世世代代让人指着脊梁骨说，‘看，那是捞沙的’，‘那是水上讨野食的’，‘那是下九流’！”

潘润申“哈”地一声嗤笑出来，充满了毫不掩饰的不屑和现实主义的冷酷：“霍英东？那是香港！那是资本主义社会！那是啥年月？抗美援朝那会儿！现在呢？现在是1989年，咱们在汉口！一没有港英政府的牌照，二没有那边有钱佬的靠山，三更没有给国家运战略物资的门路和胆子！拿什么往上走？拿嘴皮子往上走？唱高调、画大饼，谁不会？”他越说越躁，一把抓起拍在门框上的水手刀，用刀尖一下下狠狠地戳着脚下厚实的木甲板，发出“笃、笃、笃”的沉闷响声，仿佛在戳破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梦。“要我说，趁着现在咱们拳头还硬，兄弟们心还齐，就该把力气使在刀刃上！把地盘实实在在地打下来！从汉江口到龙王庙，所有能出沙的滩头，所有能停靠的码头，沙子、石头、土方的买卖，都得慢慢让它姓潘！价钱，咱们来定！规矩，咱们来立！有了实实在在的钱，白花花的银子，什么路子趟不开？什么靠山买不来？到时候，谁还敢在背后嚼舌头，叫咱们‘捞沙的’？叫爷爷还差不多！”

“有了钱，没个正经营生的名分，没条能摆在太阳底下的路子，那就是三岁娃娃抱着金砖过闹市！”潘观申的声音陡然沉了下来，压得很低，却像船舱外突然聚拢加重的铅灰色云层，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和深切的忧虑，“招眼！太招眼了！更招祸！润申，你这炮仗脾气，一点就着，什么时候能改改？啊？拳头是能打下一时地盘，可能打下一世的安稳吗？你今天用拳头打下的地盘，明天不用更多的钱、更多的利益喂着底下这些跟你拼命的兄弟？喂大了他们的胃口，拿什么填？到时候，内外交困，你打下的就不是地盘，是坐在火山口上！是给自己挖坟！”

眼看两兄弟之间那根无形的弦再次绷紧，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潘建申把搪瓷缸子往桌上不轻不重地一顿，缸底与木头碰撞，发出“咚”的一声闷响，茶水溅出几滴。“好了！”他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调停和决断意味，瞬间压过了即将升腾的争执，“观申哥说的，是长远，是望山跑马，得有方向。润申说的，是眼前，是刀头舔血，得先活下去。都有理！都没错！”他目光扫过两人，“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踩实了走。眼下最要紧、最实在的，是把接下头的码头清淤这个活，干得漂漂亮亮，泥抽得干净，渣土运得及时，让甲方挑不出一点刺来！让那些等着看咱们笑话的河南帮、安徽帮，乖乖闭上他们的臭嘴！只有先站稳了这只脚跟，把这第一笔钱实实在在地攥在手里，咱们才有本钱，才有底气，坐下来慢慢想以后——是朝着观申哥说的，学霍先生的路子慢慢谋划；还是照润申的法子，先把眼前的地盘弄瓷实了，再图其他。”

他话音未落，一个精瘦黝黑、约莫十八九岁的年轻伙计，从通往船尾的狭窄木梯探进头来，脸上带着汗水和油污混合的污渍，神情有些紧张，急急地对着潘观申低语了几句，声音压得极低。潘观申听着，那两道总是习惯性紧锁的浓眉，几不可察地往中间又聚拢了些，在眉心拧出一个更深的“川”字纹。他点了点头，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挥了挥手，示意伙计下去继续忙。然后，他转向周久明，目光在他年轻却已显沉稳的脸上停留了几秒，那眼神像秤，像尺，像是在做最后一次掂量和确认。

“久明，”潘观申开口，声音比刚才更沉，也更慎重，仿佛交付一件重要的物品，“你不是外人了。建申信得过你，我这些日子冷眼看着，也觉得你是个心里有数、嘴巴有门、手脚稳当的后生。晚上，别乱跑，把精神头养足些。跟我们走一趟，带你……去开开眼，见见世面。”

夜色如浓厚的墨汁，缓缓浸透了江天，也将“湘运七号”这艘锈迹斑斑的驳船，涂抹成一条蛰伏的巨兽阴影。缆绳解开，柴油机发出低沉而有力的轰鸣，却谨慎地没有打开任何航行灯。船体像一头被驯服而又沉默的钢铁怪兽，悄无声息地滑入主航道昏暗的怀抱。船头劈开墨色的、油亮的江水，尾流在稀薄月光下拖出一条细碎的、不断湮灭又重生的苍白磷光。周久明裹紧身上单薄的夹克，靠在冰凉的铁质船舷边，看着岸边汉口城那片璀璨却遥远的灯火，渐渐连成一片模糊而晃动的光晕，又渐渐被身后无边的黑暗和越来越茂密、如墙般耸立的芦苇荡所吞噬。风很大，是深秋江面上特有的那种劲风，带着透骨的湿寒，轻易穿透他廉价的衣衫，直往骨头缝里钻。他心里有些莫名的发紧，手心微微出汗，像是被这浓重的、充满未知的黑暗和那个语焉不详的“开开眼”的目的地，用无形的手攥住了心脏。

船行了约莫半个钟头，熟练地拐进一片芦苇长得极其茂盛、几乎密不透风的江湾。芦苇杆子比人还高，有成人的手臂粗，在夜风里起伏，发出潮水般连绵不绝的“沙沙”声，完美地掩盖了船体移动的声响和水波。潘建申亲自掌舵，手法娴熟得如同呼吸，他让船尾以一个巧妙的角度，轻轻靠上一片显然经过人工平整的泥滩。滩上，早已系着两三条不起眼的小舢板，随着波浪轻轻起伏。

舱门被从里面拉开，昏黄而温暖的光线流泻出来，在黑暗的江面上切开一道短暂的口子。周久明跟着潘家兄弟低头钻进船舱，眼前的景象让他愣了一下，几乎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白天堆满抽沙水泵配件、锈蚀铁管、杂乱工具和弥漫着机油铁锈味的前舱，此刻焕然一新，仿佛变魔术般。中间是一张巨大的、铺着墨绿色厚绒布的台面，那绒布质地厚重，烫得极其平整，几乎看不到一丝皱褶，颜色沉静，吸走了大部分杂音。围着台面，是七八把半旧的折叠帆布椅，虽然看得出使用痕迹，但擦得干干净净，帆布面紧绷。一盏大功率的白炽灯泡从低矮的舱顶垂下，但灯罩大部分被一块洗得发白的红布仔细包裹起来，只留下朝向台面中央的一小片区域透光。于是，光线被强制集中，在墨绿绒布上投下一圈惨白而醒目的圆形光斑，明亮得有些刺眼，而光斑周围的一切——舱壁、角落、人们的下半身——则都隐入了朦胧的、安全的昏暗中。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樟脑丸气味，混合着一种廉价的、茉莉花香的空气清新剂味道，显然是刚刚喷洒过，试图努力掩盖船舶本身固有的铁锈、柴油、鱼腥和潮湿木头的气味，营造出一种“干净”的错觉。

已经有五六个人在舱内了。他们或坐在帆布椅上，或倚靠着舱壁站着，手里端着白瓷茶杯，低声交谈。他们的衣着、气质，与白天码头上那些光着膀子、皮肤黝黑、满身泥浆的力工截然不同，甚至与汉正街常见的小商贩也迥异：一个穿着灰色“的确良”中山装，领口扣得一丝不苟，梳着光滑背头的中年人，手指干净，指甲修剪整齐；一个穿着时兴的棕色夹克衫，手腕上戴着一块明晃晃的“上海”牌手表，看起来三十出头的青年，眼神活络；还有一个胖胖的、穿着深蓝色呢子短大衣的男人，虽然舱内并不冷，他甚至热得解开了大衣扣子，露出里面的毛衣，但那份略显臃肿的体态和顾盼间不自觉流露的、区别于体力劳动者的做派，让他与周遭环境依然有些格格不入。他们彼此之间似乎并不十分熟络，交谈的内容也仅限于“今天天气真冷”、“江上风大”之类的泛泛寒暄，但每个人的眼神里，都藏着一丝克制的、心照不宣的兴奋，以及一种等待某种仪式开始的专注，像等待帷幕拉开的观众。

潘观申对周久明使了个眼色，引他走到舱壁角落一张不起眼的小方桌旁。小桌铺着干净的深蓝色粗布，上面整整齐齐摆着几样东西：三副塑料膜还未拆封的崭新扑克牌，在灯光下反射着冷硬的光泽；几条用透明玻璃纸包装的“红塔山”和“中华”香烟——这在当时是绝对的硬通货和身份象征，寻常烟摊难得一见；一个小学教室里常见的那种生铁皮铅笔盒，不过里面装的不是铅笔橡皮，而是叠放得整整齐齐的各种面额零钱，从一分、两分到一元、两元，以备随时找换；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把长约一尺、木质细腻温润、边缘和棱角已被经年累月的摩挲磨出圆润包浆的旧镇尺，以及一把算盘珠子被手指拨弄得油黑发亮、框架光滑的老式木算盘。这几样东西摆在一起，安静，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专业和规矩感。

“看着，学着。手稳，眼快，心静。不该听的，左耳进右耳出；不该看的，看见了也当没看见。”潘观申只低声、清晰地说了这几句话，便在那张小方桌后面唯一的一把木椅上坐了下来。他腰板挺得笔直，双手平放在膝盖上，下巴微收，神情肃穆沉静，目光低垂，注视着面前的木尺和算盘，与白天那个讲述祖辈故事、打磨锈锛子的湖南水泵户判若两人，更像一座镇守关隘的石雕。

陆陆续续又来了三四个人，低声打着招呼，找到空位坐下。潘润申从外面最后进来，反手将厚重的舱门关上，仔细落了闩。他本人并未在舱内停留，只是扫视一圈，对潘观申和潘建申点了点头，便又退了出去，隐入船外的黑暗和芦苇沙沙声中。显然，他今晚的角色是外围警戒。

潘建申脸上堆起一种周久明从未见过的笑容。那笑容热情洋溢，嘴角弧度恰到好处，眼神里满是谦卑和讨好，仿佛面对的是一群至关重要的贵宾，但在这热情谦卑的表层之下，却又透着一股子不易察觉的、属于主人的精明和掌控力，以及一种“一切尽在掌握”的从容。他搓了搓手，像是驱赶并不存在的寒意，然后走到那张绿绒布台面的主位——那里空着一把看起来最结实的椅子。他清了清嗓子，声音不大，却洪亮清晰，能让舱内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又不至于传到舱外：“各位老板，各位领导，各位老朋友！老规矩，承蒙大家不嫌弃，赏脸到咱们这小破船上来。条件简陋，比不得城里的好地方，就是图个江上清净，空气好。大家喝喝茶，抽抽烟，玩两把小牌，消遣消遣，怡情养性嘛！茶水管够，是今年的新毛尖；烟这儿有，大家千万别客气，自便，自便。那咱们……这就开始？玩起来？”

没有多余的废话，没有客套的推让，甚至没有明确说玩什么、多大输赢。但一种无形的默契已经在所有人之间达成。赌局，就在这种心照不宣的氛围中开始了。玩的是“梭哈”，一种当时在隐秘圈子里流行，需要胆量、算计和心理博弈的玩法。

没有塑料或象牙的精致筹码。所有的赌注，都是实打实的、正在流通的第四套人民币纸币。拾元的“大团结”，淡青色的底色，正面是工农兵形象；伍元的“炼钢工人”，绛紫色，图案是手握钢钎的工人；贰元的“车床工人”，墨绿色；偶尔还有几张罕见的、被称为“老人头”的蓝色百元大钞，那巨大的面额，在当时普通工人月工资不过几十元的背景下，如同平静湖面上投入的巨石，每次被轻描淡写地推出来，都会引起赌桌周围一阵极其细微却无法完全掩饰的骚动——加重的呼吸声，瞬间聚焦又迅速移开的目光，吞咽口水的声音。这些钞票，带着市井流通中的所有痕迹，被赌客们随意地堆叠、卷曲、折叠，放在自己面前的绒布上。有的崭新挺括，有的皱巴巴、边缘磨损，甚至沾染着不明的油污或字迹。

下注时，赌客们大多沉默，只是根据牌面，将面前一沓或几张钞票推出去，扔到台面中央那片惨白的光圈里。很快，那里就堆积起一座杂乱而诱人的、由不同颜色和面额纸币构成的彩色小山，在灯光下散发着令人心跳加速的诱惑力。洗牌发牌的是潘建申，他手法流畅老到，纸牌在他修长的手指间如同有了生命，快速切洗，发出“唰唰”的、清脆而富有节奏的声响，光是这声音就能勾起人骨子里的赌性。他的表情始终维持着那种谦卑热情的笑，眼神却锐利如准备捕食的鹰隼，不动声色地飞快扫过每个人的面部表情、手上的小动作、乃至呼吸的节奏。

周久明的任务是协助潘观申，同时兼顾一些基本的服务。他的工作看似琐碎：及时给空了的茶杯续上滚烫的茶水；将拆开的“红塔山”或“中华”散到每位客人手边；清理烟灰缸；以及，在最关键、也最考验眼力和默契的时刻——当一局牌尘埃落定，赢家带着压抑的兴奋或故作轻松的淡然，伸出双手，将台面中央那堆杂乱的、象征着胜负的纸币揽到自己面前时——根据潘观申极其细微、几乎难以察觉的眼神或手势示意，上前执行“抽水”。

这“抽水”的学问，深如江水。潘观申从不说话，甚至连嘴唇都很少动。他只是用眼神和放在膝盖上的手指，做出极其隐蔽的指示：有时，他的目光在赢家面前那堆钱上轻轻一点，周久明便知道，这是按不成文的“喜头”规矩，象征性地抽取一点，通常是一两张最上面的“大团结”，金额不大，是个彩头；有时，他的食指在膝盖上几不可察地横向勾动两下，周久明便明白，这次赢得不小，要多拿一些，可能是赢钱总额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多，具体多少，全靠周久明自己观察牌局和潘观申手指勾动的幅度来意会；而有一次，当那个穿呢子大衣的胖胖“张主任”，以一手极少出现的“同花顺”通杀全场，面前瞬间堆起厚厚一沓、主要以“大团结”和几张“老人头”构成的“钱山”时，潘观申的眼皮甚至都没抬一下，只是将原本平放在右膝上的手掌，轻轻翻了过来，右手食指的指尖，在膝盖骨上，极其稳定地、间隔均匀地敲了三下。周久明心领神会，立刻上前，脸上带着恭谨的笑容，动作轻快却稳定地从“张主任”那堆钱的最上层，取走了大约三分之一厚度的一叠，看也不看，转身放入小方桌下面那个带锁的铁皮盒中。整个过程，“张主任”只是用眼角余光瞥了一下，鼻腔里若有若无地“嗯”了一声，仿佛那被拿走的不是一笔足以让普通家庭过上半年好日子的钱，只是几片无关紧要的枯叶，他的注意力，早已重新聚焦在潘建申手里正在流畅切洗的、预示着下一局机会的纸牌上。

赌局在浓茶、烟雾和凝重的呼吸中，进行到后半夜。气氛变得愈发胶着而专注，台面上散落的零钞也越来越多，像被秋风扫过、层层堆积的落叶。这时，潘观申动了。

他无声地站起身，拿起那把温润的木尺，走到当前大赢家的身后——通常是那个“张主任”，或者是那个戴上海表、出手阔绰、被称为“李科长”的青年。他不说话，只是微微躬身，用一个征询的眼神看向赢家。赢家通常只是点点头，或者不耐烦地挥挥手，表示默许。然后，潘观申便开始他那一套令人叹为观止的“整理”与“丈量”。

他的动作并不快，甚至有些刻意的慢条斯理，却带着一种奇异的、沉稳的韵律感，仿佛在进行某种庄严的仪式。他先是用那双骨节粗大、布满老茧和细微裂纹的手，将赢家面前杂乱无章的钞票，按照面额大致分开。然后，将同一面额的纸币在光滑的绒布桌面上轻轻墩齐，他的手指拂过纸边时，会发出极其轻微、几乎听不见的“唰”的一声，显示出对纸张力道精确的控制。

接着，他左手五指张开，稳稳按住一叠已经墩齐的“大团结”，右手拿起那把木尺，尺身紧贴着钞票的边缘立起。他的眼睛并不盯着尺子上的具体刻度，而是微微眯起，目光聚焦在尺子顶端与钞票顶端的交汇处，仿佛不是在用眼睛看，而是在用某种内在的感知，去“丈量”那叠钞票无形的“厚度”。他的嘴唇无声地翕动几下，像是在进行快速的心算，然后，一个清晰而平稳的数字便报了出来：“三千二。”指的是这叠“大团结”大概相当于三千二百元。

早已打起十二分精神的周久明，指尖立刻在光滑的算盘珠上飞快跳动，噼啪作响，清脆的算盘声在只有纸牌摩擦声和沉重呼吸声的船舱里，显得格外清晰而富有权威感，紧紧跟上潘观申的节奏。

尺子移开，又轻轻压上另一叠稍薄些的“炼钢工人”（五元）。“三百五。”

然后是薄薄一叠“车床工人”（二元）。“一百八。”

偶尔遇到单独的一两张“老人头”（百元），他会格外小心地捡出来，像对待易碎的古董或珍贵的邮票，指尖轻轻捻过，感受其特有的挺括度、纸张的清脆声响和印刷油墨的细微质感，然后单独报数：“一百。” “又是一百。”

他丈量的速度其实很快，一沓乱七八糟、厚薄不均的钞票，在他手里仿佛被施了魔法，几十秒内便被分门别类，抽象的厚度被转化成一个具体而精准的数字。周久明负责心无旁骛地累加。每当潘观申报出最后一个面额的数字，周久明指尖停下，迅速报出心算或算盘得出的总数，与赢家自己事后慢慢清点、有时甚至要数两遍的结果相比，往往相差不超过几张毛票或几块钱。赢家通常只是不动声色地点点头，或者从鼻子里不置可否地哼一声，表示认可。那种建立在无数次实践基础上的、近乎直觉的精准，已然成为一种无需言说的权威和令人安心的信任基石。在这种地方，这种时刻，这种精准，比任何担保和誓言都更有力量。

趁着一局结束、潘建申重新洗牌、众人稍微松弛喘息的间隙，潘观申回到小方桌后，端起自己那杯早已凉透的浓茶，喝了一小口，润了润因长时间沉默而发干的喉咙。他看着周久明眼中尚未完全褪去的惊讶和思索，压低声音，语速平缓地说：“这是老辈人传下来的吃饭手艺，水上来钱，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一个‘准’字。江上风大，浪急，有时买卖交易就在两船擦舷而过的瞬间，货过手，钱过手，哪有工夫让你一张一张慢悠悠地数？天黑浪高，灯光昏暗，更看不太清。凭的是什么？是手感，是长期摸钱形成的肌肉记忆；是眼力，对不同票面新旧、平整度、甚至印刷差异的瞬间判断；还有，”他用手指轻轻摩挲着那把木尺光滑圆润的边角，仿佛在抚摸一件有生命的器物，“就是这家伙，和心里一本滚瓜烂熟、闭着眼睛都能翻的账。十张崭新的‘大团结’，摞起来是这么个厚度；旧的、软了的，是这么厚；不小心沾了水又阴干的，厚度和挺括度又不一样。五十张‘炼钢’，大概多重，上手一掂，心里就有谱。不光是我们水上人家，早年间，钱庄、票号、当铺里掌眼的先生、管账的伙计，都得有这一手看家本领，不然镇不住场子，也容易吃亏。”他顿了顿，抬眼看了看绿绒布台面上那些重新变得专注、或紧张或贪婪的面孔，声音压得更低，几近耳语，“现在嘛……世道变了，这手艺，见得光的地方用不上了，也就剩下在这见不得光的地方，还有这么点用处，混口饭吃。”

周久明怔怔地看着潘观申那双骨节粗大、指甲缝里还残留着洗不净的黑色油污、布满老茧和细微裂纹的手。就是这双摇过沉重橹桨、握过冰冷的水泵扳手、与风浪泥沙搏斗了半辈子的手，此刻却以如此稳定、精准而近乎优雅的姿态，丈量着这些轻薄却又重若千钧的、象征财富与人性欲望的彩色纸片。这看似粗笨、甚至有些落伍的技艺背后，是无数个日夜在颠簸甲板上的枯燥练习，是与各种真伪、新旧、湿燥、残破的钞票打交道所积累的、近乎条件反射的敏锐经验，是生存压力下被逼到绝境后迸发出的、化入本能的智慧。这是一种正在被快速发展的时代所遗忘的、来自生活最深处和最底层的“学问”，一种灰色地带的“专业技能”。

当东方的天际泛起那种清冷的、介于灰与蓝之间的“蟹壳青”时，船舱内污浊的空气似乎也到了承受的极限，赌局终于在一片混杂着疲惫、兴奋、失落和释然的复杂气氛中散了。最大的赢家——主要是“张主任”和“李科长”——脸上泛着熬夜和兴奋交织的油光，动作麻利地将面前大把的钞票，不分面额地胡乱塞进西装内兜、手提包，或者用旧报纸匆匆一包，努力维持着淡然和体面，但眼角眉梢那掩饰不住的得意和满足，以及微微颤抖的手指，还是泄露了内心的波澜。输家则沉默得多，脸色在昏黄灯光和晨曦微光的混合映照下，显得有些灰败和浮肿，默默地收拾着自己面前所剩无几的零钞，动作迟缓，带着不甘和懊恼。潘观申将铁皮盒里一夜的“抽水”所得——厚厚一沓，以“大团结”和“老人头”为主——用早就准备好的旧报纸仔细包好，拿在手里掂了掂，然后打开固定在舱壁上一个不起眼的小铁柜，将其锁了进去，钥匙贴身收起。潘建申则恢复了主人兼中介的热情，陪着最后几位客人走到船舷边，递上早就准备好的“红塔山”，划着火柴殷勤地点上，然后借着递火点烟的姿势，头颅凑近，低声交谈。时而发出心领神会的、压低了的轻笑，时而又变得严肃认真，频频点头。他拍着“张主任”厚实的肩膀，语气亲热地称呼对方“张主任”；对那位戴表的青年，则客气而尊重地称“李科长”。然后，他目送着他们，踩着那块窄窄的跳板，摇摇晃晃地登上等候在黑暗江水中的小舢板。小舢板上的船夫一言不发，竹篙一点，舢板便轻巧地滑入浓密的芦苇丛中，几秒钟后，连水声都消失了，仿佛从未出现过。

舱内重新变得空旷，留下的是更浓郁的烟雾、散落的纸牌、满地的烟蒂、倾倒的茶杯和一片狼藉。潘家兄弟和周久明，还有那个精瘦的年轻伙计，开始沉默地收拾。潘润申也从外面的寒风中进来，一言不发地加入，脸上带着明显的熬夜疲惫，眼圈发黑，更多的是一种被排除在核心金钱游戏之外的烦躁和阴沉，动作也显得有些粗重。

天光终于大亮，江面上的晨雾却更加弥漫开来，像一层乳白色的、流动的纱幔，将远处的城市、近处的船只都包裹得朦朦胧胧。三人围坐在船头一张矮木桌旁，就着一碟黑乎乎、咸得发苦的萝卜干，喝着隔夜的、已经变得温吞的冷粥。粥很稀，米粒可数，萝卜干齁咸，但谁也没有抱怨，只是机械地吃着，补充着消耗殆尽的体力。

稀薄的晨光透过江雾，洒在潘观申沉默而棱角分明的侧脸上。他咽下最后一口几乎全是米汤的冷粥，放下那个边缘有几个小缺口的粗瓷碗，碗底与粗糙的木桌面碰撞，发出“咯”的一声轻响，打破了维持许久的沉默。

“看出什么了？”潘观申问，眼睛没有看周久明，而是望着江雾中若隐若现的对岸轮廓，声音因熬夜和凉粥而有些沙哑。

周久明捧着手里同样冰冷的粥碗，指尖能感受到碗壁传递出的最后一点点稀薄的热气。他慢慢咀嚼着咸涩的萝卜干，让那刺激的味道帮助自己清醒，同时脑海里飞快地回放着昨夜那一幕幕无声或低声的戏剧：那些在惨白灯光下或兴奋紧绷或故作镇定的脸孔，那些被随意推来推去、却牵动着每个人呼吸的彩色纸片，潘观申如山般稳定沉默的身影和那把神奇的、会“说话”的木尺，潘建申八面玲珑、滴水不漏的应酬与掌控，以及最后船舷边那些压低了的、显然远远超出赌博输赢范围的零星对话。

“来玩的这些人，”他慢慢地、字斟句酌地说，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而客观，像是在陈述一个观察结果，“手面都很阔绰，下注的时候，眼睛都不怎么眨。不像……不像蔡老倌档口里那些赌徒，输赢几十块钱就能急眼。那位‘张主任’，后面连着输了好几把大的，眉头都没皱一下，好像丢出去的不是钱，是纸。‘李科长’赢钱的时候，也没见特别高兴，就是笑了笑。”他顿了顿，抬起眼，看向潘观申深邃的侧影，“我觉得……他们来这儿，不全是为了赌钱赢钱。倒像是……像是找个由头，有个名正言顺的理由，能坐在一起。赌桌上是牌，赌桌下面……恐怕谈的是别的买卖。”

潘观申和潘建申几乎同时转过头，交换了一个眼神。那眼神里有惊讶，有赞许，也有一种“果然没看错人”的了然。潘建申脸上露出那种“孺子可教”的、带着些欣慰的笑意，他用筷子轻轻敲了敲自己空碗的边缘，发出清脆的“叮”声：“接着说。还听到、看到什么了？”

得到鼓励，周久明胆子大了些，把心中模糊的感知组织成更清晰的语言：“赌钱像是个幌子，或者……是个门槛。进了这个门，坐在这张桌子上，就算是一路人了。输赢都是台面上的事，是真是假都难说。台面下……建申哥你送‘张主任’和‘李科长’走的时候，我离得近，听到一两句。‘张主任’好像在为一批什么‘钢材指标’找车皮发愁，说铁路那边卡得紧；‘李科长’则提到他们厂里有一批‘残次品’的旧设备，当废铁卖可惜了，想‘处理’给有需要的乡镇企业……赌桌上玩的是牌和运气，赌桌下，恐怕谈的是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意’。”

潘观申缓缓地点了点头，将碗里最后一点冷粥也喝干净，然后把碗轻轻放在脚边的甲板上，发出比刚才更沉闷的一声轻响。他望着江面，雾气正被越来越高的日头染上淡淡的金边，但江水依旧浑浊，奔流不止。“你看得不算差。”他声音平稳，“赌，是其次，是个引子，是个由头。借这个局，搭这么个台子，让那些该见面、又不方便在办公室、在饭店公开见面的人，能有个地方坐下；让那些不方便在电话里说、在文件上写的话，能有个机会，递个眼神，碰个酒杯，透个口风。这才是正经，才是这艘船晚上真正的‘货’。”他收回目光，看向周久明，眼神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咱们提供这地方，保个平安，维持个秩序，抽点水，赚点安稳钱。听起来好像还是偏门，但比起在堤下摆摊，跟‘老猫’（市管）玩捉迷藏，跟河南帮、安徽帮在泥巴地里抢那点散烟碎石的生意，要稳当些，也……体面些。”

“也险！”潘润申终于忍不住插嘴，他显然对昨夜被排除在核心的金钱分配和重要谈话之外耿耿于怀，一直闷着的气此刻爆发出来，把手里吃了一半的萝卜干往咸菜碟里一扔，发出不小的声响，“稳当？体面？这他妈要是被‘雷子’摸过来，一锅端了！人赃并获！赌资，抽水，聚众赌博，哪一条不够喝一壶的？那些什么狗屁主任、科长，拍拍屁股，说自己是来‘体察民情’或者‘被朋友骗来的’，最多挨个批评，屁事没有！顶缸的、吃牢饭的，是谁？还不是咱们兄弟几个！”

“所以更要把篱笆扎紧！把眼睛放亮！把嘴巴闭严！”潘观申的声音陡然严厉起来，像一根瞬间绷紧的钢丝，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和深切的告诫，“能上这条船的，哪个不是知根知底、有人作保、反复掂量过的？赵班长那边，月月有‘茶水费’孝敬着，逢年过节有‘心意’打点着，岸上该走的门路，该拜的码头，该打点的街道，一处都没敢落下！为什么选这江湾子？为什么都是后半夜？为什么用这种小船接人？都是算计！”他转过头，目光锐利地看向潘润申，意有所指，“只要咱们自己人不犯糊涂，不出纰漏，不起内讧，管好自己的手脚和嘴巴，”他特别加重了最后几个字的语气，“这江湾子，这条船，就还是咱们的‘方舟’，是块能遮风避雨、还能捞点油水的清净地！真要像你说的那样，动不动就打打杀杀，把人都得罪光，把动静搞大，那才是自寻死路！”

潘建申适时地伸出手，拍了拍周久明略显单薄的肩膀，力道不轻不重，带着一种前辈的认可和托付：“久明，眼力有长进，心思也细。不过光看出这些还不够。那把尺子，”他指了指舱内小桌的方向，“怎么用，里头的门道，看明白点没？”

周久明老实地摇摇头，脸上露出真诚的困惑：“观申哥的手法太快了，而且好像不是光看厚度。我只能看个大概，觉得神奇。厚度、挺括度、甚至重量，这些感觉，我心里一点数都没有，一时半会儿，怕是学不会。”

“不急，日子长着呢，机会也多的是。”潘建申说，目光也投向船舷外那渐渐被阳光驱散、却依然流淌不息的浑黄河面，“这船上，要学的玩意儿，多了去了。观申哥这一手量钱估数的绝活，那是几十年江风湖水吹出来、泡出来的，是经验，更是天赋。润申能使泵、掌舵、看水路、辨风向，那是水里泥里滚打出来的硬本事，是保船的根基。还有，怎么跟这些三教九流、牛鬼蛇神打交道，怎么在酒桌上、牌桌上把话递到位，怎么在风浪里把稳舵、不翻船，怎么闻风色、辨吉凶、知进退……这些都是学问，是比书本上的字更有用、更能保命吃饭的大学问。”

江风似乎在一瞬间加大了力道，带着晨雾散尽后的清冽湿凉，“呼”地一声卷过甲板，吹得人衣袂翻飞，也吹散了舱内残留的些许浑浊暖意。三条驳船随着波浪轻轻起伏，锚链摩擦着船头的缆桩，发出有节奏的“咯吱——咯吱——”声响，沉闷而固执，像是这庞大水体沉重而永恒的脉搏，也像是某种未知命运规律的叩击声。远处，汉口城的轮廓在彻底升起的阳光下逐渐清晰，工厂的烟囱开始吐出灰白的烟柱，轮渡的汽笛声和城市的喧嚣隐隐约约传来，交织成新一天固有的、忙碌而陌生的背景音。

对于“湘运七号”上的人来说，惊心动魄又收获颇丰的一夜已经过去。锁进铁柜的那些带着各种人体温的钞票，或许能为洞庭湖边的老家父母翻修一下漏雨的屋顶，能为船队那台老旧的柴油机添购些急需的备件，或许，也能为潘观申心中那个“往上走”、“换个活法”的模糊而坚韧的梦想，积攒下一点点虽然微薄却实实在在的资本。然而，站在这潮湿摇晃的船头，望着那无边无际、沉默奔流却暗藏凶险的浑黄江水，再望向江对岸那日益庞大、高楼渐起、规则却越发复杂难明的城市，一种比晨雾更深、更粘稠的茫然与不确定，如同附骨之疽，悄然爬上每个人的心头。这点在灰色缝隙里艰难点燃的灯火，这点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算计，这点用风险、人情和模糊界限换来的方寸立足之地，在即将到来的、更加汹涌澎湃、方向莫测的时代大潮面前，究竟能坚持多久？是很快被拍碎在礁石上，还是能侥幸驶入一条更隐蔽的支流？无人知晓，也无法预知。

周久明默默喝完了碗里最后一口已经彻底凉透、只剩下淀粉味的稀粥，那咸涩的滋味顽固地盘踞在舌根，久久不散。他忽然清晰地想起，很多个类似的清晨，在青菱乡的老家，父亲周老四是如何用那把祖传的、被手掌磨得发亮的木斗，丈量晒干扬净的稻谷。金黄的谷粒从斗沿倾泻而下，落入麻袋，发出“沙沙”的、令人踏实而满足的声响，那是土地与汗水给予的、看得见摸得着、能够果腹御寒的、实实在在的回报。而昨夜，那把在潘观申手中仿佛拥有魔力的木尺，丈量的又是什么呢？是欲望投射在纸面上的幻影？是权力寻租时心照不宣的砝码？是游走于危险边缘必须支付的风险成本？还是他们这群水上漂萍之人，内心深处那些巨大却无处安放、只能寄托于灰色地带的、关于“换个活法”的虚妄梦想？

他看着潘观申沉默坚毅如礁石般的侧脸，那皱纹里刻满了风浪与不甘；看着潘建申眼中闪烁不息、永远在权衡与算计的幽光；看着潘润申脸上那未消的戾气与不被理解的愤懑。第一次，他如此真切而具体地感觉到，自己不再是白沙洲那个摘菜挑担的少年，他的命运，已经深深地、 宿命般（不可逆转地），与脚下这艘锈迹斑斑却挣扎求存的“湘运七号”，与船上这三个性格迥异、目标模糊却又拼命向前的湖南兄弟，与这浑浊江水之下涌动不息的、关于生存、利益、权力和未知明天的所有暗流，牢牢地捆绑在了一起，结成了某种脆弱的、却暂时无法挣脱的同盟。家乡青菱乡的荷香、菱角清甜与泥土的芬芳，将永远成为记忆彼岸一幅逐渐褪色的画。而此岸，只有脚下这无尽的、时而平缓时而湍急的江水，江面上弥漫不散的雾霭，以及漂浮在这混沌之上、沉重而迷茫、无人能预知终点的命运航程。

赌档里学会的极致谨慎与界限，堤下市场中练就的察言观色与风险嗅觉，此刻，在这艘摇晃不定、承载着更复杂欲望和更巨大风险的船上，交汇成一种前所未有的、更加庞大而深沉的茫然，以及一种被命运潮水推动着、不得不向前、却又不知前方是何方的被动感。他能做的，似乎只有抓紧手中那并不存在的、无形的舵，在这片浑浊而广阔的江湖水面上，凭着那点可怜的观察、学来的经验，和内心深处不肯熄灭的、对“更好一点生活”的本能渴望，竭力辨认着方向，躲避着明礁暗涌，艰难地，活下去。至于彼岸在何方，是沦为沉船的碎片，还是侥幸抵达某个未知的滩涂，此刻的他，无力多想，也不敢多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