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农历八月初七,县里来了通知,要求三天内拆除鼓楼铜钟,支援国家建设。李师傅把自己关在鼓楼里一天一夜,不吃不喝。镇上干部去劝,他说:“钟在,镇魂就在。钟没了,魂就散了。”
但命令终究要执行。八月初九那天,十几个工人上了鼓楼,开始拆卸。李师傅站在一旁看着,一动不动。当铜钟被缓缓放下,落地发出沉闷的撞击声时,李师傅转身下了楼。
“那天晚上,”爷爷声音干涩,“李师傅找到我,给了我一卷手稿,是他毕生总结的敲钟心得。他说:‘小林,这东西你收着。钟会回来的,到时候,得有人还会敲。’”
“然后呢?”
“第二天一早,他就从鼓楼跳下去了。怀里抱着那对槐木钟槌。”爷爷闭上眼睛,“后来我打开手稿,里面除了敲钟的方法,还夹着一封信。信上说,他知道自己大限将至,但钟声不能绝。如果有一天镇上又有了钟,希望有人能接着敲。”
“可是钟已经没了……”
“信里还说,”爷爷睁开眼,目光灼灼,“他在鼓楼里藏了一口‘副钟’,以备不时之需。”
我一震:“副钟?”
“就是一面鼓。”爷爷看向西厢房的方向,“一面特制的鼓,蒙的是老水牛皮,鼓身是百年槐木掏空而成。敲击不同的位置,能模拟出钟声。”
我突然明白了:“西厢房那面鼓……”
爷爷点头:“就是它。李师傅临终前托人运到我家,说这鼓不能轻易动用,除非镇子有难,或者……”
“或者什么?”
“或者有人能继承敲钟的技艺。”爷爷盯着我,“这些天夜里,你听见钟声了吧?”
我点头。
“那不是真钟,是鼓声。”爷爷说,“鼓自己在响。”
六
爷爷领我回到西厢房,站在那面鼓前。白天看,鼓更加古朴厚重,绛红色鼓身上隐约可见细密的纹路,像是某种符咒。
“它怎么会自己响?”我问。
“有些物件,跟人久了,会沾染人的念想。”爷爷说,“这鼓跟了李师傅四十年,每天听着钟声,自己也学会了。李师傅走后,它偶尔会在夜里响几声,像是提醒人们钟还在。”
“您敲过它吗?”
爷爷摇头:“我不敢。李师傅说过,这鼓不是随便敲的。敲鼓的人心里不能有杂念,否则鼓声会乱,会……招来不好的东西。”
“什么不好的东西?”
爷爷欲言又止,最后说:“你听说过‘钟鸣鼎食’这个词吧?钟和鼓在古代不仅是报时工具,还有祭祀、通天的功用。李师傅那套敲法,据说是从明朝传下来的,里面糅合了道家的仪轨。敲对了,能安一方水土;敲错了,反而会惊扰。”
我想起夜里的咳嗽声,窗边的核桃:“李师傅的魂……还在鼓楼?”
爷爷没有直接回答:“人对自己倾注了一生心血的东西,总有执念。”
那天下午,我开始翻阅爷爷给我的李师傅手稿。纸张已经脆黄,用毛笔小楷写成,从敲钟的基本手法,到二十四节气的不同节奏,再到各种禁忌和仪式,详尽异常。最后一页写着:
钟鼓之道,首重心诚。心正则声正,心邪则声邪。晨钟醒世,暮钟安魂,不可轻慢。若有急难,可击副鼓三通,但须谨记:鼓响之时,必有心愿未了者闻声而来,慎之慎之。
我反复读着最后一句,后背发凉。
七
接下一周,我沉浸在李师傅的手稿里。白天帮爷爷收拾行李准备搬家,夜里就着煤油灯研读那些泛黄的纸页。越读越觉得敲钟是一门深奥的学问,不仅仅是技术,更是一种修行。
爷爷的腿脚越来越差,大部分时间坐在藤椅里。有天他突然说:“镇西头的老井,你还记得么?”
“记得,小时候您不让我靠近。”
“那井也邪性。”爷爷缓缓说,“民国时淹死过一个货郎,后来井就废了。但有时候,夜里能听见井里有咳嗽声。”
我想到鼓楼的咳嗽声:“和李师傅有关?”
“李师傅生前,每个月十五都会去那口井边坐坐,放两个核桃在井台上。”爷爷说,“有人问为什么,他说井里的那位和他是故人,都是心里有念想走不了的。”
“那个货郎?”
爷爷点头:“其实不是货郎,是个戏班的鼓师。民国二十七年,戏班路过白槐镇,在鼓楼唱了三日大戏。最后一天,鼓师在台上突然倒地不起,送医途中就断了气。戏班把他葬在镇外,但他的鼓留在了鼓楼。”
“后来呢?”

“后来那面鼓就不见了。有人说被李师傅收了起来,有人说被镇上的孩子偷去玩,掉井里了。”爷爷顿了顿,“李师傅去井边,大概是在悼念同行吧。敲钟和打鼓,说到底都是一样的——用声音在时间里刻下记号。”
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爷爷,您当年为什么没坚持学下去?您不是那种半途而废的人。”
爷爷沉默了,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最后他说:“因为李师傅说,我不够纯粹。我心里装着别的事,装着一个姑娘。”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爷爷的感情史。奶奶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家里几乎没有她的照片。
“她是镇上开豆腐坊陈家的女儿。”爷爷声音轻柔,“我学敲钟那会儿,每天凌晨三点就要上鼓楼练习。她总是那个时候起来磨豆腐,豆腐坊的灯一亮,我就知道该动身了。有时候敲完钟下楼,她会在巷子口等我,递给我一块热豆腐。”
“后来呢?”
“她家里要把她许给县里一个干部的儿子。1957年春天,她跳了河。”爷爷说得平静,但我看见他眼角有泪光,“就死在那口钟下面——钟被拆的前一年。李师傅说,我心里装着太多悲伤,敲出来的钟声会带着悲苦,对镇子不好。我就……不学了。”
我终于明白爷爷为什么一直独居,为什么总是望着虚空出神。有些人的心里,装着永远过不去的春天。
八
十月初,镇上出了件事。
供销社王婶的儿子,在鼓楼附近玩到天黑回家,当晚就发高烧,说胡话,总念叨“核桃”“铁链”。赤脚医生来看,说是受了惊吓,开了安神的药,但不见好。
王婶急得不行,来老宅找爷爷。镇上老人都知道,爷爷是李师傅的半个徒弟,懂些“那个方面”的事。
爷爷听完情况,沉默良久,说:“孩子是不是碰了鼓楼里的东西?”
王婶支支吾吾,最后承认儿子捡了一截旧铁链回家玩,说是从鼓楼后面捡的。
“那是钟链的残段。”爷爷叹气,“明天你带我去看看孩子。”
第二天一早,我陪爷爷去了王婶家。男孩七八岁,躺在床上面色潮红,嘴里喃喃不清。爷爷坐在床边,摸了摸孩子的额头,又看了看那截铁链——锈迹斑斑,但还能看出是粗铁环扣成的。
“得把东西还回去。”爷爷说,“今晚子时,我去鼓楼一趟。”
“我陪您去。”我说。
爷爷看了我一眼,点点头。
子夜的白槐镇万籁俱寂。我搀着爷爷,提着马灯,慢慢走向鼓楼。爷爷手里拿着那截铁链,另一只手拄着拐杖,每一步都走得很稳。
鼓楼门虚掩着,像在等我们。进去后,爷爷没有上楼,而是径直走到一楼中央,在地上摸索着什么。过了一会儿,他找到一块活动的石板,用力掀开,露出一个地窖入口。
“这是……”我惊讶。
“李师傅挖的,放些杂物。”爷爷说着,让我扶他下去。
地窖不大,三四平米,堆着些破旧物件。最里面靠墙立着两根长长的木杆——是槐木钟槌,已经磨得光滑发亮。爷爷拿起钟槌,摩挲着上面的纹路。
“该做个了结了。”他说。
我们上到三楼。爷爷让我把铁链挂在横梁上,然后他走到窗边,望着沉睡的镇子。月光如水,洒在他佝偻的背上。
“李师傅,”爷爷突然开口,声音在空楼里回荡,“六十年了,该走了。”
风突然大起来,吹得铁链哗啦作响。我仿佛又听见那声叹息,这次更清晰,带着解脱的意味。
爷爷举起钟槌,没有敲向任何东西,只是在空中虚击了三下。每一下都带着风声,每一下都像敲在我的心上。
三声过后,整个鼓楼突然安静了。风停了,铁链不再晃动,那种一直萦绕在楼里的压抑感消失了。
“走吧。”爷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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