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痛……”
我艰难地转动眼球，发现自己躺在一张铁架床上，房间简陋，刷着半截沉闷的绿色油漆。一盏昏黄的电灯吊在天花板下，窗外，是铅灰色的天空。
这不是马尔代夫的海滨医院。
这是在哪？这身挥之不去的剧痛又是怎么回事……
“吱呀——”
门被推开了。
靴跟敲击水泥地的声音很清晰，我下意识地绷紧了身体，看向门口。
一个穿着挺括灰色制服的高大男人走了进来。
我的视线无法控制地钉在他胸前那枚显眼的金属十字勋章上。
他在我床前一步之外站定，开口说出了一串流畅我却完全陌生的语言。
接着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我……这是在哪里？你是谁……”
陌生的语言竟从我干裂的嘴唇里自动滑出。
男人眼中极快地掠过一丝讶异：“我是约阿希姆副官。这里是柏林市立医院。”
“柏林？”头有点疼，我看着他毫无表情的脸，以及这身奇怪的军装，问道：“你们是怎么把我转移到柏林来的？算了，护照没丢就行，我要回国，帮我办理一下出院手续吧。”
“出院？”他略过我说的那么大堆话，重复了一遍这两字：“王小姐，你的伤势很重，现在需要静养。”
仿佛是为了配合他，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医生走了进来。
他对约阿希姆点了点头，接着说：“小姐，您醒了？这真是万幸。您非常幸运，子弹距离心脏只差几毫米，失血很多，但手术很成功。您现在必须绝对卧床休息，任何剧烈活动都可能导致伤口破裂，那将是致命的。”
“什么子弹。”我被吓了一跳，不可置信的看着他：“你们对我做了什么？我、我要联系大使馆！”
约阿希姆转头对医生说：“她似乎……记不起很多事情，连基本状况都很混乱。”
医生表一脸表示理解的样子：“这种情况在经历重大创伤和失血后并不少见，可能是暂时的记忆缺失或混乱。她需要时间恢复。”
约阿希姆不再多问，他重新看向我，语气不容置疑：“王小姐，请您安心在这里休养。一切费用无需您操心。等您身体状况稳定，我会安排您转移到一处更舒适的住所进行康复。”
说完，他公式化地颔首，没有再多看我一眼，便与医生一同离开了。脚步声逐渐远去，消失在走廊尽头。
“你别走！不要走！”
房间里死一般的寂静，只剩下我满嘴的胡言乱语。
床旁边的柜子上面放着一个女士手提包，我用颤抖着手拿过包，打开搭扣。
里面的东西很少：几张空白的图纸以及一张柏林工业大学的停课通知，日期赫然是——1938年10月。
1938年？！
1938年的柏林？！
我接着翻着其他东西，里头还有一张简单的食物购买清单，黄油、黑麦面包、土豆……在清单的角落，用一种娟秀而熟悉的笔迹，写着一个地址：“橡树街7号，蕨酒店”。
……
接下来的几天，我度日如年。伤口疼得钻心，心里的恐惧更甚。我强迫自己吃东西，配合检查，努力装出温顺听话但依旧懵懂困惑的样子。护士似乎相信了我因创伤而“智力受损”的说法，连带看我的眼神都多了几分怜悯。
约阿希姆没有再出现，而我的体力恢复了一点点，至少能勉强下地走几步了。
一个傍晚，天色灰暗，走廊里安静下来。我听到护士交接班的声音远去。
我忍着伤口撕裂般的痛楚，慢慢地从床上挪下来。柜子里有一套略显旧的女士外套和裙子。我费力地穿上，宽大的外套勉强遮掩住病号服和绷带。
我深吸一口气，蹑手蹑脚地推开房门。走廊空无一人。我靠着冰冷的墙壁，一步一步，朝着记忆中模糊的出口方向挪动。
每一声远处的声响都让我心惊肉跳，每一次疼痛都让我几乎虚脱。但我不能停下。
终于，冰冷而潮湿的空气扑面而来。我走出了医院大门。
眼前的景象让我瞬间窒息。
街道建筑墙面布满斑驳的弹痕或污渍，许多窗户用木板钉死。墙上涂刷着巨大刺眼的纳粹万字符标语和征兵海报，红底黑字的纳粹旗像不祥的乌鸦翅膀，悬挂在建筑门口。
这就是，1938年的德国……
这不是历史书，不是电影。这是活生生，血腥而残酷的现实。
我没有回头路。
我拉紧外套领子，低下头，凭着记忆中和一路小心翼翼问询得来的方向，跌跌撞撞地朝着“橡树街”走去。
终于，一栋看起来还算完好的四层建筑出现在眼前，门廊灯牌上写着“Hotel Farn”（蕨酒店）。
就是这里，我用尽最后力气推开沉重的玻璃门。
温暖却沉闷的空气裹挟着旧地毯和食物的味道扑面而来。前台只有一个打瞌睡的老人。
我茫然地站在门厅，喘着气，因疼痛和恐惧而微微发抖。
一个身影从旁边的休息区猛地站起，快步朝我冲来。
那是一个和我现在这身体年龄相仿的西方女孩，金色短发，面容焦急，一双墨绿色的眼睛紧紧盯着我，里面充满了震惊与难以置信。
她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力气大得吓人：“逐云，上帝啊！你还活着？他们都说你死了！你这几天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她拉着我，将我按在休息区的红绒扶手椅里。
“我不记得了，”我艰难地开口：“卡琳娜？我什么都想不起来。我只记得醒来就在医院，身上有这个伤……”我用手捂住左胸上方，那里依旧传来阵阵钝痛，好疼，疼死了。
卡琳娜十分震惊：“天哪，他们对你做了什么？”
随后她迅速转身，对着前台那位被惊醒的老人快速说了几句话，老人点点头，蹒跚着走向后厨。很快，卡琳娜端来一杯温水和小块黑麦面包：“先吃点东西，你看起来糟透了。”
温水滋润了喉咙，但食物哽在喉间，难以下咽。
身体似乎暖和了一点。
沉重的玻璃门再次被推开，门铃叮叮一声。
我们同时望去。进来的是一个东方面孔的女人，约莫三十岁左右，她穿着深色大衣，行色匆匆，目光扫过前台，最后落在我身上。
女人脚步顿了一下，随即快步向我们走来。
“王逐云？”她开口，讲的是字正腔圆的中文，“你……这几天你去哪了？诺朽呢？”
我茫然地看着她，诺朽是谁？我叫王逐云吗？哦对了，忘记说我现在似乎是穿越的状态，一切像做梦一样，真的。
卡琳娜立刻站起身，挡在我身前半步，快速用德语解释道：“好像出了点问题。她受了很重的伤，刚刚从医院逃出来。似乎什么都不记得了。”
啊！我忽然想起来，这个女人好像叫潘诺唯！
潘诺唯眉头紧紧蹙起，她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在我脸上来回扫视：“不记得了？”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告诉我，诺朽在哪里？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迎上她的目光，努力让自己保持镇定：“对不起，我真的……不认识你。也不知道诺朽是谁。我什么都想不起来。”
潘诺唯死死盯着我，几秒钟沉默后，她的眼眶迅速泛红，泪水毫无征兆地滑落。
“你为什么不记得……”诺唯的声音颤抖着，很是绝望：“你怎么可以忘记？那是我弟弟啊！是诺朽，你们一起去的，他们说只有你被德国人送进了医院，诺朽他……他下落不明，很可能已经……”
她猛地吸了一口气，泪水流得更凶：“他们都说你替他挡了枪！王逐云！为什么？为什么要给德国人挡子弹？你忘记了那群恶魔杀了施特恩先生！杀了那么多无辜的人！你忘了我们的誓言了吗！”
挡子弹……潘诺朽……施特恩先生……
这些名字像一把重锤，狠狠敲击着我的大脑。
“好痛……”一阵尖锐的疼痛猛地刺入我的太阳穴，我痛苦地捂住头，支离破碎的画面涌入脑海：
—————
昏暗的灯光下，一群年轻的面孔围坐在这家酒店的后厨里，情绪激动，空气中弥漫着悲愤。
一个老先生的身影在记忆中浮现，他温和地笑着，指导我们画素描……
接着是噩耗传来，他被带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我和一个眉眼与潘诺唯有几分相似，却更青涩热情的男孩——潘诺朽，穿着不合身的侍应生制服，混进一个戒备森严的繁华大厅。水晶吊灯晃得人眼晕，空气中弥漫着香槟和雪茄的味道，而我们紧张满手是汗。
一个穿着挺括灰色制服，佩戴十字勋章的高大男人的背影出现在视线中，背对着我们，正与人交谈，记忆里他的脸是很模糊的。
诺朽的手微微颤抖，摸向了后腰……
一声突兀的枪响，人群尖叫骚动。
我看到诺朽被猛地扑倒，那个男人反应极快，瞬间拔枪。
一股巨大的力量猛地推了我一把，随后撕裂的痛楚瞬间从心脏那处遍袭而来。
最后听到的是诺朽愤怒绝望的吼声和更多的枪声……
———————
我抬起头，看着满脸是泪的潘诺唯，又看向一脸担忧的卡琳娜。
“红色乐队？”我轻声说道。
卡琳娜猛地捂住了嘴：“逐云，你想起来了？”
可能，是想起来了吧？
这个“蕨酒店”，是卡琳娜父母留下的一家小酒馆。他们去世后，只剩她和爷爷经营维持。也正因为这里不起眼，所以成了我们这些柏林工业大学里，因导师施特恩先生及其他犹太师友被迫害而聚集起来的学生们的秘密据点。
而“红色乐队”，并非是什么严密的组织，更像是一个基于义愤和悲伤的自发团体。潘诺朽，他的姐姐潘诺唯（毕业好几年的学姐，一直暗中支持我们），卡琳娜，我，还有几个其他同学……
我们印刷传单，传递消息，天真地想着要做点什么。
而刺杀德国人，为我们敬爱的施特恩先生报仇，是我们做出的最疯狂最不计后果的决定。
“那天晚上，我们混进了酒店，”我声音沙哑，断断续续地叙述着那些闪回的片段，“诺朽他朝一个人开了枪，但是打偏了，或者被推开了，真的很混乱当时，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被人狠狠推了一把，推我的人气很大，然后就是中枪。”我抬起头，看向潘诺唯，这些不是假话。
潘诺唯脸上的泪水未干，但尽显愤怒，她冷哼了一声：“现在全柏林的上流社会都在传，赫德里希在校官聚会遇袭，被一个东方女人舍身救下，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你成了他们的英雄！”
她越说越激动，见我没反应，又猛地冲上前来，扬起手就要朝我打下来：“你这个叛徒！懦夫！”
“诺唯，不要！”卡琳娜死死抱住她，“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误会？那她为什么还活着？为什么德国人会好心送她去医院？诺朽呢？那我弟弟怎么办？”潘诺唯积压的恐惧彻底爆发了。
看着几乎失控的潘诺唯和奋力阻拦的卡琳娜，我突然笑了声，声音很轻，这两个女人都停了下来，有些错愕地看向我。
“叛徒？懦夫？”我重复着这两个词，目光扫过她们，扫过这间陈旧却温暖的酒店大厅：“那我们呢？一群热血上头的学生？凭几把手枪和传单，就想去刺杀一个……一个纳粹？”
我艰难地站起身，直视着潘诺唯，“你告诉我，我们有多少人？都是像诺朽、像我、这样的学生？我们受过专业的训练吗？有可靠的情报来源吗？有撤退计划吗？还是有哪怕一条失败后的应急方案？”
没人回应，这两个人只是悲愤交加的看着我。
“什么都没有。”我替她们回答。
“诺朽被抓，生死不明，”我看着潘诺唯，“你现在打我一顿，然后呢？等着盖世太保顺着线索找到这里，把‘红色乐队’剩下的人，把卡琳娜和她的爷爷，全都抓进去吗？”
我说的这么一长串都是德语，连我自己也有点懵了。
潘诺唯像是被抽干了力气，踉跄一步，靠在旁边的桌子上，失神地看着我。
卡琳娜也松开了手，眼睛里充满了震惊。
大厅里只剩下壁炉木柴燃烧的噼啪声和我们粗重的呼吸声。
我深吸一口气：“诺唯，”我换了个称呼，试图拉近距离，“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诺朽。”
我看向她，眼神坚定：“他们没有当场杀死诺朽，这说明诺朽很可能还活着。对他们来说，他还有价值，可能是想审问，也可能是想作为诱饵。”
“我们必须知道诺朽被关在哪里，然后，想办法救他出来。”
潘诺唯不再流泪，她直直地看着我，眼神复杂难辨。
我的目光投向窗外，铅灰色的天空下，纳粹的旗帜在不祥地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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