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东回到住处时,已经过了午夜。
楼道里的灯坏了,他摸黑上楼,脚步很轻,像怕惊醒什么。钥匙插进锁孔,转动,门开了。屋里比外面还冷,一股霉味混着灰尘味扑面而来。
他没开灯,就着窗外雪光,走到桌子前坐下。
外面在下雪,细密的雪粒打在玻璃上,沙沙响。路灯的光透过结了霜花的窗户,在屋里投下模糊的光晕。李向东坐在光晕边缘,一半在光里,一半在暗处。
他抬起手,在昏暗的光线下看。
手上已经没有血迹了——在回来的路上,他在公共厕所的水龙头下洗了很久。水是冰的,刺骨,他把手搓得通红,皮肤都快搓破了。现在手上很干净,指甲缝里也没有残留。
但他总觉得还能闻到那股味道。
铁锈似的甜腥味,从皮肤深处透出来,洗不掉。
他从兜里掏出那两个信封。一个已经空了,钱给了刘淑珍一部分,剩下的交了房租和押金。另一个是完整的,五百块,加上之前预支的五百,一共一千。
他把钱拿出来,在桌上摊开。都是十元的大团结,崭新,挺括,在昏暗光线下泛着冷硬的纸浆光泽。他一张张数,动作很慢,很仔细,像在清点战利品,又像在清点罪证。
数到第三遍时,手又开始抖。
不是冷的,是别的。
他把钱推开,从桌子抽屉里拿出那个铁皮盒子。盒子冰凉,在手里沉甸甸的。打开,红绒布上,那枚三等功奖章静静躺着。
他拿起奖章。
铜质的,有些分量。红色珐琅部分有几处细小的剥落,露出底下暗黄的铜底。他记得刚拿到这枚奖章时,它是崭新的,红得耀眼,在阳光下能晃人眼。
现在它旧了,锈了,像他一样。
他用袖口擦拭奖章。袖口沾着煤灰,在奖章上留下淡淡的灰痕。他擦得很用力,反复擦,仿佛想把那些锈迹擦掉,想把时间擦掉,想把今晚擦掉。
但锈迹还在。那些细小的剥落还在。
就像他手上那洗不掉的血腥味。
“李向东同志在战斗中表现英勇,出色完成任务,特记三等功一次。”
颁奖时,政委念的颁奖词,他到现在还记得。那时候他站在台上,穿着军装,胸口别着大红花,台下是雷鸣般的掌声。他觉得光荣,觉得值,觉得对得起这身军装。
现在呢?
现在他坐在哈尔滨一间漏风的出租屋里,用沾着煤灰的袖口擦拭这枚奖章,而兜里揣着一千块钱——是用暴力、用恐吓、用一个无辜者的血换来的。
奖章在指间转动,边缘有些锋利,划着皮肤。
他突然想起柱子。
不是战场上的柱子,是更早时候的柱子。1984年,新兵连,柱子还是个十七岁的孩子,第一次摸枪,手抖得厉害。
“班长,这玩意儿……真能打死人?”柱子问,眼睛睁得老大。
“能。”李向东当时说,“所以你要记住,枪口永远不能对着自己人。”
“那……要是敌人呢?”
“敌人也是人。”
柱子似懂非懂地点头。后来上了战场,柱子第一次杀人,吐了三天。李向东陪着他,在猫耳洞里,两人分着抽一根烟。
“班长,”柱子吐完了,脸色苍白,“那人……好像也有妈。”
李向东没说话,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
现在呢?
现在柱子死了,成了一枚更高级别的奖章,成了墙上一张黑白照片。而他李向东还活着,用柱子教他的道理——敌人也是人——去对付那些根本不是敌人的人。
为了什么?
为了钱。为了一个承诺。为了一个漏雨的房子。
值吗?
他不知道。
窗外的雪下得更急了。风刮过窗缝,发出呜呜的声响,像谁在哭。
李向东把奖章放回盒子,扣上盖子。铁皮盒子扣合时“咔”的一声,在寂静的屋里格外清晰。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玻璃上结着厚厚的霜花,奇形怪状,像森林,像山脉,像他记忆里南疆那些被炮火犁过的焦土。他呵了一口气,霜花融化了一小片,露出外面漆黑的世界。
街道上空无一人。雪把一切都覆盖了,白的,干净的,仿佛今晚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他知道,发生了。
在马老板的录像厅里,那根木棍砸断人肋骨的声音;那个年轻人鼻梁碎裂的声音;血溅在手上的温热触感——这些都在,刻在他骨头里,洗不掉。
他突然很想抽烟。
从抽屉里摸出一包“哈尔滨”,抽出一根,点上。火柴划亮的一瞬,火光映亮了他的脸——疲惫,冰冷,没有表情。
烟吸进肺里,辣,呛。他很久没抽烟了,从退伍后就戒了。但今晚,他需要这个。
烟雾在冰冷的空气里升腾,盘旋,最后消散。
他想起郝瘸子的话:
“从今天起,你就是这条道上的人了。”
道上的人。
什么道?黑道?江湖道?还是别的什么,更肮脏、更不见光的道?
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踏进去了,一只脚,然后是整个人。回不了头了。
抽完一根,又点一根。
第二根烟抽到一半时,他想起刘淑珍。
想起她那双深陷的眼睛,那双粗糙的手,那个漏雨的房子。想起柱子最后一句话:“班长……我妈……”
如果他告诉柱子,自己会用这种方式来兑现承诺,柱子会怎么想?
会理解吗?还是会失望?
李向东不知道。他只知道,柱子已经死了,不会说话了。而活着的人,要面对活着的问题——漏雨的房子,冬天的寒冷,一日三餐。
现实比道德沉重。
烟烧到手指,烫了一下。他扔掉烟头,用脚踩灭。
然后他走回桌边,拿起那一千块钱。
钱很新,纸浆味很浓。他闻了闻,试图从这味道里找到一点安慰,一点“值得”的证据。
但他只闻到纸的味道,冰冷的,没有生命的。
他把钱分成两沓。一沓五百,是今晚的“工资”。另一沓五百,是预支的。
预支。
这个词很有意思。预支未来,预支时间,预支自己还没挣到的钱。就像他预支了自己的良心,预支了那个锅炉工李向东的整个人生。
为了什么?
为了明天能去买水泥,买砖,找工人,给刘淑珍修房子。
为了一个死去的兄弟的托付。
为了让自己晚上能睡着——哪怕睡得不安稳,但至少能闭眼。
他把钱重新装回信封,塞到枕头底下。
然后脱衣服,准备睡觉。
脱到只剩秋衣时,他看见自己手臂上的伤疤。不是今晚的,是更早的——在南疆,弹片划过的,缝了七针。疤痕是暗红色的,凸起,像一条蜈蚣趴在皮肤上。
他摸了摸,疤痕有些粗糙。
那时候受伤,是为了保家卫国。光荣。
现在呢?
现在他也会受伤,也许很快就会。但不再是为了国家,是为了钱,为了郝瘸子,为了这条“道”。
光荣吗?
不,不光荣。甚至不体面。
但必须做。
他躺到床上,盖好被子。被子很薄,不暖和,他蜷缩起来,像子宫里的胎儿。
闭上眼睛,黑暗袭来。
但黑暗中,有光——是录像厅屏幕的光,闪烁,跳跃,映着周润发那张英俊的脸。然后屏幕黑了,变成一片漆黑,只有安全出口的绿灯,幽幽的,像鬼火。
接着是血。暗红色的,喷溅的,温热的,溅到他手上,脸上。
还有声音。木棍砸断骨头的声音,鼻梁碎裂的声音,人的惨叫,马老板的哭腔,观众的惊呼。
这些画面,这些声音,在黑暗里循环播放,一遍又一遍。
李向东睁开眼。
天花板上有水渍,也是黄褐色的,像一张模糊的地图。他盯着看,试图从那些不规则的形状里看出点什么——看出一条路,一个答案,一个让自己心安的理由。
但什么也没有。只有水渍,只有霉斑,只有时间侵蚀的痕迹。
就像他的人生。
他重新闭上眼睛。
这次,他看见柱子。
不是照片上的柱子,是临死前的柱子。眼睛亮得吓人,嘴角流血,说:“班长……我妈……”
然后柱子笑了,露出虎牙。
“班长,你咋也干这种事了?”
李向东想解释,想说我是为了你妈,为了你的托付。
但柱子摇摇头,笑容消失了。
“我不是让你这么干的。”
然后柱子转身,走进一片白光里,消失了。
李向东猛地坐起来。
浑身是汗,冰冷的,粘腻的。
屋里很静,只有他自己的呼吸声,粗重,急促。
窗外,天快亮了。雪停了,天空泛着一种冰冷的鱼肚白。新的一天要开始了,新的选择,新的暴力,新的钱。
他坐在床上,很久没动。
然后他下床,走到桌前,再次打开铁皮盒子。
奖章还在里面,静静地躺着。
他拿起奖章,走到窗前。天光渐亮,奖章在晨光里泛着暗沉的光,那些锈迹更明显了,像老年斑。
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做了一个决定。
他走回床边,从枕头底下拿出那个信封,抽出两张十块的。想了想,又抽出一张。
三十块。
他把这三张钱,小心地折好,放进铁皮盒子里,压在奖章下面。
然后他盖上盒子,扣好。
这是第一次。以后每干一次脏活儿,就往盒子里放一点钱。等盒子满了,就收手。
他对自己说。
等盒子满了,就收手。不管刘淑珍的房子修没修好,不管郝瘸子给多少钱,都收手。
这像个仪式,像个承诺,像个自我欺骗的借口。
但他需要这个。
需要这个盒子,需要这枚奖章,需要这个“满了就收手”的念头,来让自己还能在镜子里认出自己。
他把盒子放回抽屉最深处。
然后他穿好衣服,洗漱,出门。
天完全亮了。雪后的哈尔滨,白得刺眼。街道上已经有环卫工人在铲雪,铁锹刮地的声音,尖锐,单调。
李向东走到街上,深吸一口气。
冷空气灌进肺里,清醒,刺痛。
他朝郝瘸子那个方向走去。
脚步很稳,一步一步,踩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他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要做什么。
他知道今晚,或者明晚,还会有另一个“马老板”,另一家“录像厅”,另一笔带血的钱。
他知道自己会继续做下去,直到那个铁皮盒子装满。
或者,直到自己装满——装满罪恶,装满愧疚,装满再也洗不掉的血腥味。
他抬头,看了看天空。
天空很蓝,蓝得虚假,像一块巨大的、干净的玻璃,盖在这个肮脏的世界上。
他继续往前走。

身后,雪地上的脚印,很深,很清晰。
但很快,就会被新的雪覆盖,被更多的人踩过,消失不见。
就像他今晚的自我怀疑,明天的自我说服,后天的自我麻木。
都会消失。
最终留下的,只有一个在江湖上讨生活的李向东。
而那个在部队里得过三等功的李向东,那个在红星机械厂擦锅炉的李向东,那个会为了柱子之死失眠的李向东——
正在这场大雪里,一点一点,生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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